独立思考 　敢于创新

刘建康

1　 求学与工作片段回忆

我的父亲刘振奇，字兼云，抗日战争以前长期在上海麦加利银行任职员。母亲陶漱六，操持家务。父亲对我学业成绩和品德修养要求严格。妻子伍韵梅，职业为药师，多年与我患难与共。

我幼年就读于上海毓贤小学，毕业后随家迁往苏州，就读于苏州中学初中部，后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高中毕业后考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生物系。生物系的老师徐荫祺、刘承钊、陆近仁和李惠林等既授课又搞科研，教书育人，使我深受教益。大学二年级时，生物系在上海举办了一个纯属科普性的淡水生物展览会，我被系里指定协助刘承钊教授做展出工作。这次展览会上观众提出了大量我答不上来的关于鱼类的问题，而东吴大学生物系里又缺乏鱼类学专业的教授，这使我下决心将来从事鱼类学研究。说真的，这次短暂的社会实践却给我许多启示，决定了我随后科研道路上的走向，我至今无怨无悔。

1937 年，日寇入侵，我“逃难”到重庆后借读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于1938 年秋毕业。在大学期间一直被评为优等生，获得国内和美国教会大学校际“BBB”(Tri-Beta)荣誉毕业生奖章。大学毕业后，经刘承钊老师推荐，于1939 年到内迁四川北碚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做伍献文研究员的研究生。伍献文教授使我在鱼类学知识和科研能力方面获益良多。1941 年，我任该所助理研究员。1944 年，我考取中英文教基金会第八届留英公费生。

1945 年，我升任副研究员，兼任当时迁至北碚黄桷树镇的复旦大学生物系副教授，接替伍献文教授开设的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课程。1945 年秋， 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在重庆的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介绍我到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6 年1 月， 我到达该校，问学于实验胚胎学家霍尔弗雷特(Holtfreter) 博士，并兼任大学本科比较解剖学课的实验指导员。不久霍尔弗雷特应聘去美国罗彻斯特大学任教，麦基尔大学研究生院指定由该校动物学系的斯特拉司科纳(Strathcona)讲座贝锐尔教授(N. J.Berrill) 担任我的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1947 年秋，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随即应伍兹霍尔实验细胞研究室主任钱伯斯(Chambers)教授之聘，任该实验室副研究员，从事微体操纵和组织培养实验。一年后，应麻省北安普顿史密斯学院的罗斯(Rose)教授之聘， 任动物癌症研究基金项目的研究员。 

2　1949 年以来工作阅历与社会工作简历

1949 年2 月，我回到上海，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1949 年5月上海解放。1950 年1 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在上海成立后，我在该所任研究员。1951 年，兼任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教授。1954 年秋，随水生所迁武汉，先后担任鱼类学组组长、湖泊水库研究室主任、副所长(1979—1983 年)、所长(1983—1987 年)和名誉所长(1987 年至今)。1989 年至1993 年，任中国科学院水生所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开放研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届主任。

1979—1983 年任“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1980 年11 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6—1990 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生物科学部第一、二届学科评审组成员，1984 年任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专题”专家组成员，1986 年任水利电力部“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专题论证专家组”专家兼第二组组长，1986 年起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我还充任湖北省科协第二、三届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第二届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1997 年至今为美国纽约科学院成员(member)。

学会工作方面，我担任过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2002 年起为名誉理事长。

3　从早年的鱼类学静态研究延伸到鱼类生态学与淡水生态学研究领域

我的鱼类学研究事业是在伍献文教授指导之下开始的。先是从分类学和形态解剖着手，逐渐扩展到功能方面的研究。在四川重庆北碚的六年中，还开展了一些实验性的工作，如鳝鱼的呼吸，斗鱼体内渗透压的调节，鲤、鲫人工杂交试验等，把传统的静态的鱼类学研究逐渐延伸到生态方面和生理实验。

在老一辈鱼类学家半个世纪的努力下，我国鱼类区系和形态学研究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但就量大面广的种类来说，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生活方式亦即个体生态学和群体生态学的研究领域。鱼类学作为动物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有自己的理论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但是鱼类学同时又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无论从渔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水生生物物种多样性的保存，还是水域环境质量的维护，都离不开生态学，所以应当加强生态学方面的研究。我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伍献文教授的理解和支持。

水生所成立不久，我就去无锡该所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进行五里湖鱼类资源的调查，同时进行池塘养鱼高产试验。1954 年，水生所迁到武汉后， 次年就组织了20多人的科技队伍去梁子湖设站，由我带队进行鱼类生态调查。在两年的时间里，收集到近30 种经济鱼类的第一手生态资料。1957 年，我主持长江鱼类生态的调查研究，在四川木洞、湖北宜昌和江苏崇明分别设工作站进行了两年多的采集调查、数据分析。五里湖、梁子湖和长江干流上、中、下游鱼类的生态调查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淡水鱼生态的最系统、最完整的集体工作；所得资料，是20 世纪80 年代论证葛洲坝和在建中的三峡大坝对鱼类生态影响的重要依据。

还在水生所迁来湖北省之前，该所饶钦止教授已对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湖泊组织了广泛的调查，并指出了长江中下游湖泊发展渔业的巨大潜力。但是，即使在鲢、鳙、草鱼的人工繁殖已经得到推广之后，湖泊放养事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可以说是“气息奄奄”。原因在于大水面养鱼的实践在经济上总是亏损。许多兼营池塘养鱼和湖泊放养的养殖场，都是用鱼池养苗种所得的盈利去贴补大水面养鱼的亏损，因此，湖泊养鱼事业就很难发展起来。十年蹉跎，1964 年，湖北省黄冈地区水产局总结了教训，正确地指出主要原因是放湖鱼种规格太小，以致回捕率太低，造成亏损。可是，在随后的八年里，竟没有一个水产养殖场，没有一个水产研究所能从提高放湖鱼种的大小规格着手，作出示范试验来恢复企业对湖泊放养的信心。武汉市东湖养殖场也不例外，湖泊放养年年亏损，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元。为此，1972 年水生所应邀组织科技人员与东湖养殖场合作开展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1973 年起，领导上指派我主持这项试验，采取了调整放养对象、提高鱼种规格、改进拦鱼设施、控制凶猛鱼类、改革捕捞技术等五项综合措施，使东湖的鱼产量从1971 年的180 吨逐年上升，到1978 年试验结束时已达到801 吨。按照水生所王骥高工等1981 年发表的根据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的测算，东湖的产鱼潜力至少可达年产1300 吨，而1990 年的实际鱼产量已接近这项指标，年产为1240 吨，1995 年的产量，甚至高达1 840 吨之多!

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示范试验的成功，是水生所与东湖养殖场通力合作取得的成果。从经济上来说彻底改变了场里的面貌，从湖泊放养事业来说，这项试验以雄辩的事实说明湖泊放养是大有可为的。东湖的实践，为面积在2 万亩以上的“藻型”湖泊的渔业利用开创了成功的先例。

湖北省素有“千湖之省”的美称，湖北的优势明明在于大水面，但是，在“跨界湖泊”管理体制的约束下，大水面竟成了发展养殖业的“禁区”！对此，我坚持在发展“精养鱼池”的同时，不能放弃大水面养殖的主张。1983 年，在“国土整治战略问题讨论会”上，1984 年在“武汉地区渔业发展战略讨论会”上，以至在湖北省政协全委会议上和在报纸、杂志上，反复申述自己的观点。同时向中国科学院申请专项经费，准备在洪湖进行示范试验。没有料想到这项倡议居然迅速在院外引起连锁反应！从此大中型水面的增殖、养殖问题终于列上了水产部门的议事日程。洪湖的示范试验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支持，在水生所鱼类学研究室曹文宣主任的具体指导下，几年来取得了显著成绩，为53 万亩的“草型”湖泊的渔业利用和环境治理创造了成功的经验。回想起来，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农业部国家水产总局的领导层是把发展“精养鱼池”提高到“国策”的水平来宣扬，坚决反对搞大水面养鱼的，后来却立马转过180 度的弯来热心资助“大中型水面的增、养殖”事业，其故安在，不得而知。看来领导层的决策未必一贯正确，所以在涉及科学性的问题上，我坚持独立思考，勉励自己不要“唯上”。

4　明确水生所的主攻方向——水域生态学

关于水生所的研究方向，当时我作为所长，有责任向所学术委员会提出自己的看法。水生所主要是由前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一部分改组而成，在水生生物的区系和分类学研究方面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势，这为水生生物学这门学科打下了必要的基础；但是改组成为中国科学院水生所以后，主攻方向是沿着前中央研究院的方向继续进行呢，抑或需要重新调整发展方向呢，直到20 世纪70 年代末期还是定不下来！部分科技人员认为，凡是以水生生物为对象的研究工作，都属于水生生物学的研究范畴。我则认为应该有个主攻方向，这个主攻方向就是水域的生态学。主攻方向问题直到20 世纪80 年代初期意见才渐趋一致。最后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86 年评议水生所的会议上得到了确认。从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需要，从中科院生物学部提出的重点发展方向，以及从国外水生生物学或湖沼学研究所的研究动态来看，水生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的以水域的生态学为主攻方向是正确的。这也为后来“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台站网络”在水生所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5　我的代表作

截至今天，我在中外刊物上发表的100 多篇文章中，使自己略有“敝帚自珍”之感的，有下面这几篇：

1940 年，导师伍献文与我联名发表的“口喉表皮是鳝鱼的主要呼吸器官”  ^[1]一文。伍师是根据鳝鱼口喉部表皮的组织学结构立论的，我是以灼红的解剖针烧掉鳝鱼的全部鳃丝，而鳝鱼依然能长期存活的实验结果为佐证的。教科书上都说“鱼是一类用鳃呼吸、用鳍运动的脊椎动物”，早先伍师却已发现泥鳅是用肠子呼吸的，这回又证明鳝鱼是用口喉部的上皮组织进行呼吸，使我较早就体会到不能“唯书是从”。

1944 年发表的“鳝鱼的始原雌雄同体现象” ^[3]，以及1951 年发表的“鳝鱼雌雄逆转时生殖腺的组织学改变” ^[7]等两篇文章，为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分化机理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性别转变在脊椎动物里绝大多数属于畸形状态，但在鳝鱼中则是正常的、规律性地由成熟的雌性转变成为成熟的雄性。1944 年，文献[3]发表以后，英国皇家学会博洛(W. S.Bollough)博士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讲学时就作了介绍，并在1947年的英国《自然》杂志[Nature, 160(4053): 9～11]上撰文对此项发现的意义作了评价，以后在日本、美国的有关研究论文和苏联的农学教材中都引用了我1944 年的那篇文章。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工作是在美国麻省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学实验室里完成的，它们是“筒螅生殖巢的形成与种质细胞的起源” ^[5] 和“种质、魏思曼与水螅纲” ^[6]，分别用我和导师、导师和我的署名发表在1948 年美国的J Morph 和Quart Rev Biol 上。根据我对筒螅的复查和再生实验的结果，指出魏思曼在其筒螅研究中有观察上的失误，并对其种质学识提出了以实验结果为依据的质疑。魏思曼是生物学界公认的权威，但是科学要以事实为依据，“权威”的论述如若与实际不符，同样可以提出质疑，不应该“唯权威是从”。

1955 年发表的“养鱼池单位面积产量试验”^[8] 一文是对我国传统池塘养鱼方法进行科学总结的一次尝试，所得亩产超过千斤(500 公斤)的实验结果当时还不多见，后来被英国学者希克林(C.F. Hickling) 引用于其《鱼类养殖》(1962)一书中。

1959 年发表的“梁子湖的自然环境及其渔业资源问题”^[9]， 根据梁子湖的第一手资料指出了江湖通道的阻隔对渔业资源的消极影响，所提出的见解在流域治理和渔业生产管理上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1964 年发表的“从生物生产力角度看湖泊渔业增产的途径”^[10]一文，为20 世纪70 年代起东湖渔业的大幅度增产打下了理论基础。

应美国华盛顿大学陶勃(F.B.Taub) 教授之邀，我撰写了“长江中下游的湖泊”一文^[15]，在介绍浅水湖泊的生态学特点之后，着重论述了被发达国家所忽略而被第三世界看好的渔业利用观点和生产实践，已作为《世界的生态系统》丛书第23 辑的第14 章，于1984 年由荷兰埃尔塞维出版社出版。

国内和国际的经验都表明，经典的生物操纵论学说和措施不能解决微囊藻水华猖獗的问题。相反，用滤食浮游生物的鲢和鳙直接遏制微囊藻却是有实验根据并已被渔业生产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2003 年发表的“用鲢鳙直接控制微囊藻水华的围隔试验和湖泊实践”^[16]，就是武汉市东湖18 年来成功阻止微囊藻水华重新出现的总结。其他代表作见参考文献[2,4,11—14,17] 。

6　我的治学格言

最近，我被要求书写《院士治学格言》，依据上述经历，我欣然命笔写下了下面几句：重视科学实验，着眼社会实践；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独立思考，敢于创新。也就用这几句话作为这段“自述”的小结。

[ 参　考　文　献]

[1] 伍献文, 刘建康. 口喉部表皮是鳝角的主要呼吸器官. 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丛刊, 1940, 11: 221—239

[2] 刘建康. 斗鱼的渗透压调节与氯化物分泌细胞. 中央研究院动植所丛刊, l 942, 13: 15—20

[3] 刘建康. 鳝鱼的始原雌雄同体现象. 中央研究院动植所丛刊, 1944, 15: 1—8

[4] 刘建康, 伍献文. 鲤鲫的人工杂种. 中央研究院动植所丛刊, 1945, 16: 27—30

[5] Liu C K, Berrill N J. Gonophore formation and germ cell origin in Tubularia. J Morph, 1948, 83: 39—60

[6] Berrill N J, Liu C K. Germplasm, Weismann, and Hydrozoa. Quart Rev Biol, 1948, 23: 124—132

[7] 刘建康, 顾国彦. 鳝鱼雌雄逆转时生殖腺的组织学改变. 中央研究院动植所丛刊新辑, 1951, 2: 85—109

[8] 刘建康. 养鱼池单位面积产量试验. 水生生物学集刊, 1955, 1: 25—43

[9] 刘建康. 梁子湖的自然环境及其渔业资源问题[A]. 见: 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专家办公室. 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论文集[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52—64

[10] 刘建康. 从生物生产力角度看湖泊渔业增产的途径. 海洋与湖沼, 1964, 6: 231—235

[11] 刘建康. 关于淡水生物学发展的方向. 水生生物学集刊, 1979, 6(4): 465—470

[12] 刘建康. 东湖渔业增产试验综述. 海洋与湖沼, 1980, 11(2): 185—188

[13] 刘建康, 陈敬存. 加强对水面资源的开发利用[A]. 见: 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筹备组等. 中国国土整治战略问题探讨[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3

[14] 刘建康, 陈洪达. 对武汉地区渔业发展战略的探讨水库渔业, 1984, (1): 2—5

[15 ] Liu J K. Lakes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basins of the Chang Jiang (China) [A]. In: Taub F B, ed. Lakes and Reservoirs, Ecosystems of the World v.23, chap 14[M]. Amsterdam: Elsevier, 1984. 331—355

[16] 刘建康, 谢　平. 用鲢鳙直接控制微囊藻水华的围隔试验和湖泊实践. 生态科学, 2003, 22(3): 193—198

[17] 刘建康, 阮景荣. 淡水生物学. 见钱迎倩, 祁国荣, 王亚辉. 《20 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生物学[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4. 280—285

（转载自《生命科学》2005年第17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