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教育，教者乃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育者乃教师培养学生成人。我以为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所以我仅在此就后者谈几点感受，讲几个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一、 颠沛流离的童年 

　　大凡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人，都有一个颠沛流离的童年。我的家“不差钱”，但我还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就跟随着跑反（逃乱）人群四处流浪，日本飞机丢炸弹，一声巨响，我妈震倒在地，然后，一个灰头垢面的小生命来到人间。 

　　3岁前因为躲飞机、掉水塘、挂树杈，我死过三次。 

　　15岁前，我先后在几个私塾学堂念书，其间上过两年半小学。15岁后才正式入读中学。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均就读于省重点中学，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级前两名内。那个灰头垢面的小生命，由此开始崭露头角。 

　　我的父母对我疼爱有加，精心呵护，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哪怕是武昌剩竹。 

　　二、 这里不需考察 

　　1958年夏，我收到“武汉水产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父亲决意陪我到校考察。当我们刚步入一个左边挂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右边挂牌“武汉水产大学”的园区时，遇上一位并不老的老者，父亲立刻停步，老者说：“老朱，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父亲极恭敬地回答：“这是我的儿子（指着我），他收到‘武汉水产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不了解这个学校，特陪他来考察一下”。老者说：“这是我和家楫商量创立的学校，新校，意图培养新型大学生”。老者和我父亲又做了一些交谈，我也不懂他们说了些啥，只见父亲始终毕恭毕敬地站立，父亲目送老者离开，转身对我说：“这里不需考察了，刚才那位是国际著名科学家伍献文先生，他所说的家楫也是国际著名科学家王家楫先生，由他们二位创办的学校还用得着我们考察吗？你能到这里接受教育，是人生大幸，快回去给你妈报喜”。我父亲是一个经历较丰富的人，他的话我从来深信不疑。 

　　三、 他们为何总是报喜不报忧 

　　正如伍先生所说，武汉水产大学是新兴学校，新到什么程度呢？新到学校无校长，水生所王家楫所长就是学校校长；新到学校无党委书记，水生所成解书记就是学校书记；校办公室除了一位专职主任外，别无其他专职干部。物资方面，除了武汉大学捐赠的100余套连脚课桌椅外，其他如教室、寝室、厨房、食堂都借自于水生所。大家都知道办一所学校需要一大笔钱，然而在没有任何拨款和经费的前提下，水产大学学生不仅不用交学费，还可以从学校领生活费，办学难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王校长，成书记从不报忧，还隔三差五报些喜事、好消息。 

　　正如伍先生所说，一切都会有的。在这里，有五位国际知名学者亲自执掌教鞭，有当时世界最前沿的实验室供我们实践操作，我们学到了许多来不及编入教科书的新知识、新理论。此时此刻，同学们恍然大悟，王校长，成书记，他们为什么不报忧，忧固然是存在的，但都被他们一一化解了，喜确实也存在，报给学生鼓舞人心，学好本领，报效国家。 

　　四、 这位敬业楷模是否很另类？ 

　　我曾多次讲过一个并不小的小故事。当时黎尚豪院士为我们讲授藻类学。黎先生科研任务很重，时间特紧，白天做实验，晚上讲课，精疲力尽，人很憔悴。有一天晚上八点多，他又拖着沉重的双腿站上讲台，他问我们：“同学们，我可不可以吸烟？”台下齐声回答：“完全可以，您可以坐着讲。” 黎先生说：“谢谢，我不能坐。”只见黎先生左手拿着香烟，右手拿着粉笔，口里不断发出浓重客家音的讲课声。同学们静静地听讲，眼睛却不约而同地盯着黎先生的左右手，大家真担心，千万别把粉笔当烟抽啊。黎先生猛吸烟，精神越来越好，不知不觉，时针已经过了午夜12点。黎先生问：“同学们，我还可不可以讲？不耽误你们睡觉吧？”台下齐声回答：“完全可以，您请坐着讲。”时间已过大半个世纪，敬业楷模黎尚豪先生的光辉形象，永远潆洄在我们的脑际——浓重的客家话，左手的香烟，右手的粉笔，多么高大！ 

　　五、 鱼池为什么要挖十米深 

　　“池塘养鱼学”的授课老师是顾轶凡先生。开课后便带我们挖鱼池，并定名“丰产池”。鱼池不足四亩，要挖十米深，边挖池边上课。我们逐步懂得：适宜鱼类生长的水体PH值范围、水溶氧量区间、水质水温、放养密度、饵料系数、鱼产量等等。鱼池挖好后，测得多项数据十多组，获得常规条件下的多项标准。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报道称鱼产量由亩产千斤已升至万斤、十万斤，从我们挖的十米深鱼池测得的多项数据看，这是不可能的（具体数据这里不用赘述）。 

　　至此，悬在同学们心中的疑问慢慢解开了，同样是养鱼，什么是糊涂养鱼，什么是科学养鱼，愚昧与智慧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 

　　至此，同学们了解到顾亦凡老师的良苦用心和追求真知的品格。顾老师教出来的学生不会是“水货”，顾老师的方法就是正宗的科学方法，稳妥实在，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六、 这类学费不能交 

　　关于葛洲坝（以及三峡大坝）工程是否修建鱼道的问题，当时学术界争论很大，个中道理我们不清楚，但后来听了伍献文先生一席话，使我们茅塞顿开。 

　　伍先生的话大意是：大坝太高，上下落差大，当前技术很难修建出使鱼道内的流速满足鱼类的克流能力，这样鱼类通过鱼道上去的可能性非常小。再者坝下的流态极乱，鱼在此如何找准进口？坝上的水生态环境等与建坝前截然不同，洄游鱼类需要的流水生境不能得到满足，这些鱼类上去以后如何正常生活呢？有人说建鱼道不成功，就当作交学费，这么高的学费让国家掏，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这是不负责任的。 

　　伍先生这种忧国忧民、严谨求实的精神，让作为学生的我由衷地感到敬佩，我也又一次意识到，教育重要，教重要，育更重要。 

　　七、 争扛重体力活的老科学家是谁？ 

　　我曾随刘建康先生一道参加过两次体力劳动，一次是那年冬天参加修建汉（口）丹（江口）铁路。天寒地冻，坡路泥泞溜滑，两人一组抬运涂了沥青的枕木，四十米坡路，东倒西歪，滑很久才能送到位，速度很慢。刘建康先生与梅根福同志一组，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抬，而是一人扛一根，速度快多了。梅根福身体棒，是不是他说要扛的？梅师傅说：“不是的，是刘先生自己坚决要一个人扛一根的，他说这样快些。”顿时工地上沸腾了，大家都不抬了，一人扛一根黑枕木。在蒙蒙细雨中，跳动着的黑枕木，划出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另一次是一个夏天，连续十多天大暴雨，西大堤快要垮了，大堤内十多口试验鱼池受到严重威胁。眼看着各相关课题多年的心血要付之洪流，所领导当即组织全所员工上堤防洪。草包装满土，一人扛一包冒雨前行。不知什么时候起，大家发现弯弯曲曲的扛包人流中，唯有一位老者刘建康先生扛的不是一包而是两包泥土。也不知谁叫了一声：“同志们，加油干哪，保鱼池，扛两包啦”！一条扛单包的队伍变成了扛双包的大军。滂沱暴雨，因为这支防洪双包队伍，鱼池安然无恙。要说论功行赏，头等功当属刘建康先生。现在的年轻人多半知道刘先生的学术成就，知道他是闻名中外的老科学家，然而刘先生的做派，刘先生的精神，知之甚少，而这才是我们心生敬意终生不忘的关键。 

　　八、 10块钱和五斤粮票有何意义？ 

　　我在水生所半个多世纪，从未做过大事，但对于每件交办的小事，都会尽心尽力，做到漂漂亮亮。1964年到1965年间，蒋一珪老师带队到汉阳县（现蔡甸区）沌口鱼场。当时沌口渔场正在进行鱼种分级饲养试验，急需漂白粉。我从水生所技条处领到一桶漂白粉，又从试验场借到一辆笨重的板车，冒着烈日历经七个小时，总算没有耽误沌口鱼场的漂白粉试验。这件“大学生拖板车运漂白粉”的小事被伍献文先生知道了，以后他坚持亲自安排当时所里最亮眼的“华沙”轿车给我运漂白粉，我再也没有拉着板车过长江大桥了。 

　　事后，蒋一珪老师给了我五斤粮票，伍献文先生给了我十块钱，他们两位态度坚定，不容拒绝。当我捧着这沉甸甸的五斤粮票和十块钱，未曾流泪，心潮澎湃，五味杂陈。五斤粮票（或者五斤粮食）、十块钱，放在今天，确实算不得什么，可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却意义非凡。我至今难忘伍先生、蒋先生当时的音容笑貌。 

　　九、 致敬水生所、致敬老前辈

　　我在这里当了六十二年⁺的学生，老师言传身教，学生刻骨铭心。九十年，水生所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科技精英、栋梁人才。九十年新起点，新征程，展望未来，水生所的科学精神，前辈们的优良传统，都将继续发扬光大，万古长青！ 

　　向知名的和不知名的水生所人鞠躬，致敬！ 

　　（作者：朱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