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鱼类资源在我国各水系中最为丰盛，不仅种类多，数量也大，既有众多具有经济意义的鱼类，也有中华鲟、白鲟、胭脂鱼等国家一、二类保护动物。 

　　关于长江流域的鱼类，1949年以前只是在分类、形态方面有些零碎的记载，至于生态和资源方面的调查研究，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进行的，主持其事的就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并在1976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鱼类生态学专著——40万字的《长江鱼类》，而实际上相关的研究工作在1955年就开始了。 

　　水生生物研究所的鱼类组设立了“梁子湖鱼类生态调查”课题，由担任鱼类学组组长的刘建康先生负责，于1955－1957年在长江中游的梁子湖中的梁子镇上设立了工作站，进行鱼类生态学的调查研究。为保证课题的顺利开展，刘建康先生认真筹划了调查方案，精心设计了“调查表”，并印在大16开纸上，内容有调查时间、地点、鱼类种类、标本数量、性别、长度、重量、消化道内食物组成、性腺发育状况、成熟系数等，统一了调查规范，体现了系统而完整的设计思想，也为以后开展的“长江鱼类生态调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4年，水生生物研究所由上海迁至湖北省武汉市，这一年里，当水生所尚未全部搬迁到武汉时，发生了长江大洪水，陈佩薰、蒋一珪、王精豹3人来到梁子湖，准备建立野外工作站，梁子湖中有个梁子岛（即梁子镇），刚在岛上的派出所安顿下来，接到上级通知，说梁子镇有可能淹水，便赶紧撤回武汉，直至大水完全退去，才重返梁子湖，在梁子岛上建起了工作站，当时条件是很艰苦的，照明用煤油灯。水生所许多科研人员都在梁子湖工作过，从事鱼类个体生态学研究的以刘建康先生为首，有朱宁生、陈佩薰、蒋一珪、朱居宏、陈宏溪、曹文宣、朱志荣、杜金瑞、方榕乐等；从事鱼类分类学研究的有易伯鲁、褚新洛等；从事水环境、水化学研究的有王祖熊、王精豹等。这一时期的工作成绩是非常突出的，调查清楚了梁子湖共有鱼类63种，发表了15篇论文，有《梁子湖的自然环境及其渔业资源问题》（刘建康）、《梁子湖鲤鱼鳞片年轮的标志及其形成的时期》（陈佩薰）、《梁子湖中鳡鱼的食性》（朱宁生、陈宏溪）、《梁子湖湖沼学资料》（王祖熊）、《梁子湖罧业的调查》（王祖熊）、《梁子湖鳜鱼的生物学》（蒋一珪）、《梁子湖戴氏鲌的生物学研究》（陈佩薰）、《梁子湖鲫鱼的生物学研究》（陈佩薰）、《梁子湖鲤鱼的生物学》（蒋一珪、陈佩薰）、《梁子湖的团头鲂与三角鲂》（曹文宣）、《梁子湖沙鳢的生态研究》（郝天和，北大生物系教师）、《梁子湖密鲴的生物学》（朱居宏）、《梁子湖蒙古红鲌的生物学》（朱居宏）、《梁子湖乌鳢生物学的研究》（杜金瑞）、《梁子湖黄颡鱼的繁殖和食性的研究》（杜金瑞），并由朱宁生、陈佩薰、褚新洛、蒋一珪、朱居宏等着手编写《梁子湖鱼类生态调查研究报告》（未发表）。 

　　梁子湖的鱼类生态学的调查研究为整个长江流域的鱼类生态学研究开了个好头，相关队伍随后移师长江，在1958年开展“长江鱼类生态调查”工作（包含水生生物学内容），刘建康先生再次带队，分别在长江上游的重庆木洞、中游的湖北宜昌、下游的上海崇明设立工作点。上游由曹文宣负责，参加者有李恒德、李尚志、柯薰陶、刘肖芳5人；中游由朱居宏负责，参加者有杜金瑞、刘荃瑞、沈素娟、方榕乐、王乾麟、陈嘉佑、陈受忠、林以虎、易泳兰10人（前5人做鱼类部分、中2人做藻类部分、后3人做水生动物部分）；下游由陈佩薰负责，参加者有贺锡勤、谈泽秀、黄鹤年、陈荣德5人。刘建康先生则分别到3个工作点布置工作，了解进展情况。1959年除了在重庆至崇明2000余公里的长江干流上进行流动和季节性的定点的野外工作和对鄱阳湖进行了渔业考察之外，另派出工作组分赴长江各大支流进行了季节性材料的收集。此外，还分7个点开展长江中草鱼、青鱼、鲢、鳙天然产卵场的调查。1960年参加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为三峡水利枢纽建设而组织的家鱼产卵场调查大协作，由易伯鲁、陈佩薰负责，参加者有邓中粦、沈素娟、陈嘉佑、余志堂、李恒德、朱志荣、陈受忠等，还有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山东海洋学院、上海水产学院等高校的部分教师和学生，沿江6省市的有关水产单位也派人参加了调查工作。结果取得了关于产漂流性卵鱼类的胚胎发育和鱼苗资源的资料，证明了长江中草鱼、青鱼、鲢、鳙四大家鱼天然产卵场的分布除了宜昌外，在中下游也有不同大小规模的产卵场分布，为葛洲坝水利枢纽不建过鱼设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当时在上、中、下游都设了工作站，条件非常艰苦，据陈佩薰回忆，湖北宜昌古老背工作站的沈素娟是位女同志，一次为了到一个点解决问题，硬是走了半夜的夜路；而有的同志就住在渔船上。据陈受忠回忆，在湖南岳阳城陵矶设了一个工作站，由李恒德负责，参加者有朱志荣、陈受忠、李植思（武大教师），以及山东海洋学院的10余名学生，大家住在乡政府的一大间空屋内，就在地上铺一层谷壳，再铺一层稻草，铺盖自带，记得是过了春节去的，到学生们要放假了才回来。陈佩薰此时担任资源组副组长（1958年鱼类组改称资源组），她和邓中粦负责一个流动组，巡回到各个工作站检查工作进度，解决有关问题。 

　　1961－1964年在江西湖口设站进行了连续4年的长江中游经济鱼类的生物学和渔业资源调查工作，主要分两个组，陈佩薰、胡贻智、华元渝、邓中粦等为一组，负责鱼类生长的调查研究工作；郁雪芳、沈素娟、周春生、黄根田等为一组，负责鱼类生殖的调查研究工作。 

　　从1954－1964年，水生所众多的鱼类学工作者在长江流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最为翔实可靠的鱼类生态学资料，调查研究的结果一部分正式发表了，一部分没有发表。从1958－1959年，野外工作结束回所后，易伯鲁、陈佩薰等10余人便抓紧时间整理长江鱼类的资料，包括每一种鱼的形态特征、分布、生活习性、生殖、胚胎和胚后发育、年龄和生长、食性、经济意义等内容，初步形成了一个《长江鱼类资源》的手稿，并送给伍献文先生看，伍老看后提出还要继续补充材料，力求完善，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被搁置起来。1971年，陈佩薰从下放劳动的湖北省南漳县回到水生所。陈佩薰一回到水生所，伍老就将她和曹文宣叫到自己家中，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要分别将鱼类生态学和鱼类分类学的研究工作抓起来。陈佩薰此时担任着鱼类学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她马上想到已搁置了12年的《长江鱼类资源》手稿。从1972年开始，花了3年时间，由陈佩薰牵头，邓中粦、郁雪芳、沈素娟等参加，重新开始了书稿的写作工作，除增加1960年以后获得的分类和生态资料外，以专著的形式，进行较为全面的内容补充，对长江的自然环境，概述了长江的地理和水文气象特征，分析了长江水质和饵料生物的状况；还增加了“长江鱼类的区系组成及生态概要”和“长江鱼类资源的保护、合理利用和增殖措施”两个章节，这些主要由陈佩薰、邓中粦分别撰写。 

　　1976年3月，科学出版社终于出版了《长江鱼类》，书中全面描述了长江水系274种鱼类的分类、分布和生活习性，并着重介绍了50种长江经济鱼类的生态学资料，书中还有199种鱼类的图谱。由于当时正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都不能署个人名字，刘建康先生作为审稿者也如此，结果署名是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类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1970年－1978年6月改名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当然就更谈不上稿费了。《长江鱼类》第一版仅印刷了3850册，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重印和再版。但它作为我国第一部鱼类生态学专著的地位是应该载入科学史的，它至今能仍在发挥着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作用是必须正视的，它的实际主编陈佩薰及许多参与《长江鱼类资源》手稿和《长江鱼类》编写工作的专家是不应该被埋没的。　　 

　　梁子湖第一批科研人员合影于1955年9月22日，前排左起：朱宁生、朱居宏、赵素珍、任仲年、张春良、褚新洛、王精豹，后排左起：陈思砖、蒋一珪、陈佩薰、易伯鲁、王祖熊、陈宏溪、朱志荣，拍摄者是刘建康。（陈佩薰提供） 　　 

　　《长江鱼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