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8月，为解决全国人民吃鱼难的问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应中央政府和中国科学院要求，开始从原址上海搬迁至武汉。搬迁工作尚未完成，水生所即决定对当时分属鄂州、武昌、大冶三县的梁子湖进行全面的鱼类生态调查，由刘建康先生牵头。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1957年，对后来的鱼类学研究产生了长久的影响，也留下了许多影像和故事，令人回味无穷。期间，毛主席来汉检查工作，曾请水生所所长餐叙。那么，水生所的这段历史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 　  

　　艰苦岁月的青春靓影 

　　梁子湖是长江中游冲积平原上的一个中型湖泊，位于湖北东部长江南岸，面积55.5万亩。梁子湖中有个梁子岛，即梁子镇，水生所鱼类生态调查组就借宿在梁子镇派出所。据王精豹回忆，刘建康先生当时就住在进门左手第一间屋里，自己及几个年轻人则住在阁楼上。 

　　1955年，朱志荣、陈宏溪、张春良、王精豹、陈思砖（左起）在梁子湖梁子镇派出所前合影。朱志荣、陈宏溪、张春良、王精豹是水生所工作人员，陈思砖是当地工作人员。  

　　当时的工作条件是艰苦的，夜晚照明只有煤油灯。从事鱼类研究的工具就是给每人配备的解剖刀、解剖剪、镊子等。但是，中国科学院对水生所的此项工作很重视，专门配备了一艘带帆的机动船，取名“梁子号”。 

　　梁子号机帆船舱内实验室。左起刘建康、陈佩薰、易伯鲁 

　　陈佩薰在“梁子号”上留影

　　曹文宣（左）在“梁子号”上 

　　水生所梁子湖工作站部分人员及武汉大学来实习的部分大学生   

　　在梁子湖鱼类生态调查中，为观察湖床底部情况，水生所购置了一套在当时看来颇为先进的潜水设备，但设备的使用成了问题。当时武汉长江大桥已开工建设，水生所专门到大桥建设部门求援，对方派了两人来梁子湖专程指导使用潜水设备。梁子湖工作站选派朱志荣、王精豹跟随教练学习潜水。 

　　大桥建设部门的潜水教练（左一）在教授王精豹学习潜水 

　　（张晓良2010年翻拍） 

　　当年，水生所的许多科研人员都在梁子湖工作过，从事鱼类个体生态学研究的以刘建康先生为首，有朱宁生、陈佩薰、蒋一珪、朱居宏、陈宏溪、曹文宣、朱志荣、杜金瑞、方榕乐等；从事鱼类分类学研究的有易伯鲁、褚新洛等；从事水环境、水化学研究的有王祖熊、王精豹等。 

　　这一时期的工作成绩是非常突出的，查明了梁子湖共有鱼类63种，发表的15篇论文分别对梁子湖的自然环境、湖沼学、渔业问题进行了探讨，对鲤鱼、鲫鱼、鳡鱼、鳜鱼、沙鳢、乌鳢、密鲴、蒙古红鲌、黄颡鱼的生物学和生长繁殖习性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团头鲂与三角鲂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武昌鱼”的发现竟源于一次“打牙祭” 

　　团头鲂（翻拍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上海自然博物馆《中国淡水鱼类原色图集》第一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 　  

　　梁子湖调查期间，最著名的发现，当属团头鲂，当地渔民曾称之为“团头鳊”，也就是“武昌鱼”。武昌鱼之名由来已久，但自易伯鲁发现和定名团头鲂至今，已约定俗成将“团头鲂”与“武昌鱼”视为同物异名。 

　　易伯鲁发现团头鲂,这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小故事。据王精豹回忆，在一次罧（shēn）业（一种古老的渔法）渔获物统计工作结束时，恰逢周末，刘建康说买点鲜鱼给大家“打牙祭”。看着渔民刚捕获的活蹦乱跳的鱼儿，刘建康问“买长春鳊还是三角鳊呢”？渔民建议买团头鳊，说这种鱼不同于三角鳊，好吃。刘建康追问两种鱼有什么不同。渔民回答：团头鳊嘴比较圆，三角鳊嘴比较尖；团头鳊背鳍第一根刺比三角鳊短些；团头鳊有三条比较明显的斑纹，三角鳊则没有。 

　　根据以往文献记录，分布于长江水系的鲂属只有一个种，即三角鲂。刘建康敏锐的察觉到渔民所说的团头鳊很可能在分类学上没有记载，遂安排易伯鲁等人细心观察研究。通过对外部形态、骨骼、鳔、鳃耙等详加比较，易伯鲁发现鲂属确有两个种，并在《水生生物学集刊》（1955第2期）发表了《关于鲂鱼种类的新资料》，将新种定名为“团头鲂”。 虽然梁子湖有两种鲂，但是三角鲂在我国其他湖泊也有出产，如果要正名定分，“武昌鱼”之名就归团头鲂专属了。 

　　毛主席来汉写下著名诗篇并与水生所所长餐叙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曾来汉数十次。据统计，武汉是毛主席在中南海以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在水生所定名团头鲂之后，1956年5月31日至6月4日，毛主席在汉检查工作。期间，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水调歌头·游泳》，并与水生所所长王家楫等人餐叙。 

　　5月31日，毛主席乘早6点飞机从长沙起飞，7:20到达武汉南湖机场，下午去长江游泳，之后在船上吃饭。当年担任毛主席在湖北随行厨师的杨纯清做了四菜一汤：清蒸武昌鱼、烧鱼块、回锅肉、炒青菜、榨菜肉丝汤。据杨纯清回忆，毛主席喝了一小杯茅台酒，吃了一小碗米饭，并把武昌鱼全吃光了。当晚回到东湖宾馆，乘兴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是从武昌鱼联想到水生所，还是本有大事相商？这些并没有记载。6月1日，毛主席邀请了时任水生所所长的王家楫先生，以及供销合作社主任曹华清一起吃晚饭，江青以及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夫妇也在座。席间，王家楫或许汇报了水生所在梁子湖的鱼类调查情况，讲了武昌鱼的故事，亦或许谈了关于提高全国淡水鱼产量的思考，今天已不得而知。但是，在那次餐叙之后不久，在北京召开了中、苏、朝、越、蒙五国渔业会议, 之后中国政府又设立了水产部，或许都与他们席间的谈话有关。 

　　错失家鱼人工繁殖先机却成功推广“武昌鱼”  

　　梁子湖工作站首批工作人员合影（1955年9月），前排左起：朱宁生、朱居宏、赵素珍、任仲年、张春良、褚新洛、王精豹；后排左起：陈思砖、蒋一珪、陈佩薰、易伯鲁、王祖熊、陈宏溪、朱志荣。刘建康拍摄，故不在画面中。 

　　梁子湖鱼类生态调查工作获得了科学界的高度评价。1959年，在建国十周年之际，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文章，总结中科院建院以来的成就时，就特别提到了水生所关于梁子湖生态的研究。但是，水生所这次长达3年的重大行动也留下了些许遗憾。 

　　照片中的朱宁生本是研究鱼类人工繁殖的。1954年5月，在水生所搬迁之前，朱宁生就已经利用脑垂体悬液注射取自长江的青鱼和鳙鱼催情成功。如果继续下去，很可能率先取得家鱼人工繁殖的突破。 

　　遗憾的是，朱宁生的研究随着水生所的整体搬迁而中断。1955年至1956年，朱宁生服从研究所部署，参与了梁子湖的调查工作。直至1957年，朱宁生重启家鱼人工繁殖研究，一方面研究池塘养殖对家鱼生殖生理的影响，另一方面与中山大学的廖翔华教授合作在广州建造鱼池饲养白鲢开展试验。1958年，当他们计划建造流水跑道池进行产卵试验时，却传来南海水产所实现第一批鲢、鳙鱼人工繁殖的消息。朱宁生等人在7月份气温升高的不利情形下借用南海水产所的鱼池进行繁殖试验，也获得了小批量鱼苗，到1959年春则顺利获得大批鱼苗。 

　　朱宁生的遗憾或多或少由曹文宣和柯文鸿对团头鲂的继续研究获得弥补。同一时期，曹文宣研究了团头鲂和三角鲂的生长和习性，发现团头鲂生长较快、性成熟较早、怀卵量大、易捕捞，并进行了人工受精试验，认为适合于养殖。在此基础上，柯文鸿等人完成了团头鲂的池塘养殖，证明是一种优良的养殖对象。70年代后，团头鲂养殖技术向全国成功推广，并走出了国门。水生所人把这条从领袖到百姓都喜爱的“武昌鱼”完完整整地奉献给了国家，奉献给了世界。 

　　（本文故事和照片均取材自张晓良、徐旭东科学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