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生生物研究所上个世纪50年代从上海搬迁到湖北武汉。1953年建设的1-9号楼，1956年建设的10-12号楼都是二层楼，除10号楼外，都是宿舍。1-7号楼一栋4户，8号楼是集体宿舍，9、11、12号楼6-12户不等。随着科研事业的不断发展，许多大学生等陆续分配到水生所，于是1959年又建设了一栋新的单身职工宿舍楼，三层，呈曲尺型，典型的筒子楼，南北走向有7间房，1间厕所兼水房；东西走向21间房，厕所、水房各1间。每间房约12平米；楼顶是平台，平台上还有单独一间房，全楼共85间宿舍。区别于之前的那些二层小楼，这栋三层楼便被冠以“新大楼”之称，口口相传几十年。

　　新大楼又不仅仅是宿舍楼。70年代后期，陆续建设了13-17栋宿舍楼，都是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当时作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图片新闻还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在新大楼蜗居多年的部分住户搬进了新房，新大楼的部分房间又变身为实验室。1983年从美国回来的朱作言决定开展鱼类基因工程研究，没有实验用房，所里便在新大楼调整出两间房给他作为实验室。翌年，朱作言带领助手们培育出世界首批转基因鱼。瞧瞧，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朱作言（左一）与助手们在新大楼一楼开展鱼类基因工程研究

　　我在上个世纪70年代读小学、中学时曾随母亲在新大楼的二楼（东西走向）住过好几年，孩子们的嬉闹和友谊、长辈们的交流和互助，没住过筒子楼的人是难以体会的。一位阿姨借给我看溥仪《我的前半生》，影响到我至今读书偏爱文史；一位叔叔成为了我学习篆刻的启蒙老师，连他心爱的刻刀也送给了我；三楼住着一位爱拉小提琴的叔叔，于是大家经常可以听到美妙的琴声；一位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叔叔多才多艺，成为楼里许多孩子们崇拜的偶像。当然，许多单身职工逐渐成家，于是走道上陆续增加了蜂窝煤炉子、砧板等，做饭期间，整个楼道都弥漫着油烟和各式饭菜香味。楼道和厕所水房的卫生是由各家各户轮流打扫，一家负责一天，打扫完后将一块值日牌挂在下一家的门把手上以作提示。每层楼都有热心公益的人当楼长，每周楼长一声招呼，各家出一人把新大楼外围的环境清扫一遍。1971年，一批科研人员等被下放到湖北省南漳县劳动，实际是歧视知识分子、片面强调体力劳动。两三年后，陆续回所。记得新大楼一楼东西走向的住户大部都是从南漳回来的。他们回来前夕，每间房门上都用粉笔写上户主的名字。我从二楼下来一一认门，回来告诉母亲，说有一家户主名叫“秋克”。我母亲笑着说“你认错啦，是‘狄克’，不是‘秋克’。”

　　1992年为建设青年知识分子公寓（简称“青知楼”，6层，都是套房），新大楼东西走向部分被拆除，仅剩南北走向部分，新大楼成了半边楼。当时拆下来的空心水泥楼板，露出了钢筋和竹筋，竹筋就是毛竹剖成长条放在预制件中。记得在现场的聂德明（水生所当时的基建负责人）解释说：“大跃进年代嘛，敢想敢干，也为了节省钢筋。”我的好友周易勇还写了篇《新大楼诔》，刊登在我主编的油印小报《文明新风》1992年第2期上，摘录部分：“新大楼曾做过办公室、实验室，即便作为寓所，其住户也各具特色，有研究生、单身职工，有新婚的伉俪，也有年轻的父母……于是新大楼就不能叫做研究生楼单身楼鸳鸯楼办公楼或临时接待站等等，在那急遽嬗递与变革的年代，它必须不断地乃至于是超负荷地转换，默默地包孕着科学的希望，它记述了一段纷纭繁富的历史，从而冶炼出一种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听说水生所的许多专家学者都或长或短地在新大楼住过，也许大部分水生所人都能在自己最难忘的记忆中找到新大楼的影子，就其精神而言，这种‘新’将会是永恒的……”

　　新大楼从建成至今，住过多少人可能难以统计，大致上50年代末、60年代一批，70年代一批，80年代、90年代初一批，水生所有相当一批人都曾在新大楼生活或工作过。周易勇文章中所说的“能在自己最难忘的记忆中找到新大楼的影子”，诚哉斯言，其言不谬。

　　2013年，为建设新的科研楼，半边楼和青知楼都被拆除。我特意去拍摄了图片，也算是留念吧。

　　1992年曾播出的22集电视剧《半边楼》，其中主题曲张藜作词，刘欢演唱。我至今不忘：拆了一半的半边楼，还有一半没拆到头。拆掉的是腐朽啊，留下的是陈旧。涌动的是翘望，燃烧的是祈求。啊，拆不掉旧的换不来新，旧不走新的又何求……写这篇博文时，刘欢那熟悉的歌声在我心中回响。

　　张晓良（2013-03-31一稿，04-02补充）

    （目前，在“新大楼”的旧址上，是崭新的3号实验大楼。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