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拖到现在才来医院？耽误了治疗时间!”看着病人右脚根部黑色呈菜花状的黑色素恶性肿瘤和腹沟淋巴肿块，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著名肿瘤专家胡长耀教授一边摇头一边用责备的口气说：“如果半年前来医院，癌细胞没有扩散时，采取手术切除的办法，治愈的可能性就大多了。” 

这位病人刚从南极归来，1998年1月27日(农历大年三十)，也就是他回到武汉的第三天即住进了这家医院。 

就是他，为了完成南极科学考察任务，把生命置之度外，不顾身患绝症，以顽强的毅力，全身心地投入采样、分析等工作之中…… 

此时的他，依然谈笑风生，而谈得最多的还是南极科学考察，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他那亲手采集而还没有运回祖国的11箱样品。他的这种坚强毅力、乐观精神及对科技事业的执著追求，深深地打动了医生、护士、病友和前来看望他的每一位同志。 

目标正前方 

他叫李植生，今年58岁，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于1964年从兰州大学化学系毕业，先在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工作，1972年调至中科院水生所，长期从事环境化学和化学生态方面的研究，在这个领域里一干就是26年。他热爱科研工作，钟情自己的专业，无论是在野外考察，还是在实验室里，都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每一件工作，进行每一项实验。  

李植生先后参加和主持了18个科研项目，取得了一批科技成果。1991年，他作为主要参加者完成的“长江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影响及其对策研究”，获得了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八五”期间，他作为国家攻关“东湖污染综合治理研究”课题负责人之一，与其他科技人员一起，为项目的圆满完成做出了贡献，所建立的“东湖数据管理系统”得到了论证组专家的充分肯定。为此，1996年，他被国家建设部授予“八五”科技攻关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称号。  

当我国在南极建站，并组织科技人员赴南极进行科学考察时，作为环境化学和化学生态专家，李植生渴望去南极。因为，在那人类最后一块净土上，是进行环境生态学研究的理想之地和天然实验室。为实现这个目标，他一方面积极争取关于南极科考课题，一方面着手从思想上、资料上和器材上进行准备。  

机会终于来了，1991年12月，李植生与同事王骥作为中科院“八五”重大研究项目——“南极生物资源、环境系统和全球变化”中的“南极淡水生态系”的课题组成员，参加中国第8次赴南极考察队，在中山站工作1个月。李植生等同志的这次行动，拉开了我国对南极淡水生态研究的序幕。  

由于度夏时间短，正好赶上南极极昼时期，要完成的任务很多，考察队员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已经年过半百的李植生，比别人更忙，工作时间更长，他白天采集样品，晚上分析试验，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他出色的工作和敢于与小伙子们一试高低的工作热情，在考察队员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次考察时间虽然不长，但李植生等同志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显著。在南极淡水生态系统的理化环境研究及南极拉斯曼丘陵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先后在《极地研究》上发表多篇论文。其中，李植生作为第一作者发表了《南极拉斯曼丘陵湖泊水化学特征》、《乔治王岛和拉斯曼丘陵湖泊化学特征比较》等四篇论文。这些成果推动了我国在南极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紧张的科考工作同时，他与同事们一起解决了中山站生活用水质量差的难题。1989年4月，该站建成后，生活用水通过管道引自莫愁湖，后来发现水龙头流出的水有泡沫，颜色像啤酒一样，不能饮用。李植生与王骥一到中山站，就设法检查水变质的原因，经过分析试验，在排除了生物原因后，李植生检测湖水酸碱度后发现水中酸性偏高，作出了酸性水的电化学作用导致供水道腐蚀，加之湖水作为发电机的冷却水，加热过程又加速了水变质的结论。于是他提出更换抗腐蚀管道，同时改从另一个小湖中抽取饮用水，清新的水保证了科考队员身体健康，受到国家海洋局极地办负责人的表扬。  

根据李植生在南极的工作表现，以及极地办推荐，中共中科院水生所党委于1992年11月25日批准了李植生的申请，接纳他为中共预备党员。从此后，李植生把做好科研工作与实现党的远大目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决心将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组国科技事业。  

亘古冰原上的科学家 

1996年11月，已经是56岁的李植生，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南极部分地区淡水环境的化学特征研究”负责人，再次赴南极，作为我国第13次南极考察队的越冬队员在中山站工作，他是这次南极考察队员中年龄最大的同志。  

“雪龙”号科考船离开上海，行驶在浩瀚的大洋之上。李植生无心去欣赏碧海蓝天和盘旋船头海鸥那骄健雄姿，而是钻进舱内在自己的铺位上查看南极地形图，翻阅资料，为南极考察做准备，认真计划将要在南极工作的日日夜夜。他要从生态系的角度对南极中山站及其附近淡水水体的环境界面作用、水化学特征、元素背景值以及相关全球环境问题作深入全面的研究，这对摸清南极资源、保护南极水源乃至全球变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到达南极中山站所在的米勒半岛近海后，接着是紧张而又大强度地卸装搬运物资，几百吨重的物资靠人工从“雪龙”号考察船上卸下来装到小船，运到岸边，再装车送到中山站。这样连续几天几夜的劳动，而且是在南极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进行的，就是体质强壮的年轻人也吃不消。李植生从不甘心落后，他与青年人一样坚持在搬运第一线，直到全部物资到位为止。  

稍加安置，李植生就立即开始工作。他带领几位年青队友，将站上的化学实验室打扫干净，整理实验器材，为采集分析样品做准备。为弥补从国内携带的蒸馏水不足，他收拾出一个3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自己烧制蒸馏水。  

由于工作性质决定，李植生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在野外采集各种样品。任务重、人手紧，他与国家海洋局极地研究所陈波、吴康一起联手，共同开展淡水生态系统和海水生态系统的研究工作，每个月至少要对湖泊和海冰各采两次样品。  

1997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一，考察队员们吃完春节饺子，李植生与陈波、吴康等人搭乘澳大利亚直升飞机，到离中山站18公里的斯托尼斯半岛，搭好帐篷后即去湖泊采样。第二天，他们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一个湖一个湖地采样，到下午离开四指湖前往奥斯卡湖时，李植生开始感到脚疼，他脱下雪地靴，发现右脚后跟出现一块褐斑，而且破了皮。这天他步行20多公里，往回走时脚有些跛，背着沉重的水样，直到晚上12点多才艰难地回到帐篷。  

南极到处是冰天雪地，没有道路，只有冰茬和砾石。许多队员的脚打起了泡、磨破了皮，李植生也不例外，他的脚后跟多次磨破，又多次结疤，特别是褐色部位随着磨破和结疤，逐渐往外凸出，走路时疼痛难忍。但他没有叫一声苦，照样外出采样，为了减轻走路时的痛苦，他不得不用小刀将凸出的皮肤削掉，甚至将袜子后跟剪去。  

考察工作是极其艰苦的。南极的夏季气温都在零下5度左右，冬季达到摄氏零下30多度，风速达到每秒41米，风力相当于14级。在野外工作，常常顶着太阳强紫外线照射和暴风雪袭击，困难是没有到过南极的人难以想象的。而在6、7两个月的极夜时期，由于气温极低，手电筒和充电应急灯在野外根本不起作用，李植生与队友们每次野外工作不得不带上小型发电机用以照明。在冰冻的湖面上采样，要操作几十斤重的钻机，打一个孔需要2～3小时，才能钻透1.5～1.8米厚的冰层，取到样品。有时即将钻透冰层，取样在望时，突然刮起大风，站里连忙用报话机联系，叫他们赶快撤回来，于是第二天还得再去。就这样他们每采集一次样品，都要冒着危险，付出极度体力消耗和艰辛。  

严酷的自然条件不仅给科考工作带来重重困难，对考察队员的生活也是一种考验。野外工作时，每人要背几十斤重的仪器、设备和工具，还有不断加重的水样。为了能多背器材和样品，李植生每次外出只带少量干粮，饿了啃一块面包、饼干或巧克力，渴了喝湖水、吃雪块。 

不肯倒下的战士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长期野外工作行走，使李植生右脚后跟病情加重，斑块由褐色不断变深扩大，而且伤口长期不愈合。作为生物化学专家的他，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7月份，俄罗斯的一条考察船停靠在中山站附近海面，而且有直升飞机来往于船面与半岛之间，还专门飞到中山站停留了两个多小时，从飞行员交谈中得知这只船将很快经过澳大利亚返回俄罗斯。此时，如果李植生提出搭乘这只船回国，是能够得到及时治疗的，然而他放弃了这次难得的机会，没有顾及自己的病情，继续集中精力坚持工作。在9月份的一天，李植生与队友们在野外采样的途中，突然摔了一跤，幸亏队友手快及时将他扶起来，大家只是认为他年纪大了，长期野外工作体力不支或没有走稳的原故。队友们根本不知道李植生身患绝症，而且开始恶化。  

为了继续坚持工作，李植生不得不将病情告诉医生，并要求医生为他保密。在南极简陋的条件下，无法对此病进行有效治疗。随后，医生将他的病况向国内作了报告，国家海洋局极地办和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对李植生病情非常关心，决定让李植生搭乘澳大利亚极地考察船“极光”号提前回国。  

得知这一消息，李植生考虑的还是工作，到南极一趟实在不容易，不能够半途而废，必须抓紧时间，尽最大努力完成考察任务。1997年11月，他外出采样6次；12月采样10次，经过努力，基本完成科考任务。12月29日，他接到回国的通知，立即将采集的样品分类整理装箱，一直忙到30日凌晨4点多。31日下午，李植生离开中山站，踏上了归途，就在这天上午，他还出去采集了样品。  

1998年1月23日，李植生回到北京，当日下午即到极地办汇报考察工作情况。当他得知国家正考虑在南极中山站和长城站建立长期环境生态监测站的消息时，非常振奋。一回到水生生物所便向领导通报了这一信息，并对今后南极考察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建议。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李植生在第二次赴南极考察期间，共完成了25个湖泊的考察和样品采集，以及对每个湖泊进行15个理化因子的现场分析；完成了冰盖30个雪样和2个坑样的采集和分析，中山站地区周围20个雪样的采集和分析；完成6个湖泊和2个海湾水样中有机物分析，对采集每个样品的200升水样进行富集萃取；完成了对纳拉湖和比格湖的每月2次常规取样分析、测试。  

李植生对科研工作非常严谨、细致，尽管在南极研究条件极差，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条件。但他对实验中的每个细节都考虑周到，每次外出前，他总要认真地将装水样的瓶、壶冲洗多次；回来后及时对样品进行分析、提纯、处理，并把所有采样工具清洗擦试干净，以备下次再用。每次做完实验，无论时间多晚，体力再疲劳，他都要将实验器具整理好，将桌子擦干，地面打扫干净，把废纸篓中废纸倒掉，使整个实验室整洁、有条不紊然后才离开。  

在做有机物的萃取、富集实验时，李植生在水房里设计了一个装置，将每次采集回来的200升(即200公斤)水样，装满8个25升的大塑料桶连成一排，进行实验。这样一个实验要连续进行4～5天，每天晚上他工作到深夜，休息了还要起来几次，检查装置是否正常，观察实验情况。他的这种一丝不拘、严格认真的科学态度和兢兢业业、实实在在的工作精神，成为考察队员学习的楷模，被年轻科技人员誉为“老教授精神”。 

将军决战在战场 

李植生作为第13次考察队中山站党支部委员和科考班班长，不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科考班全体人员努力完成科考任务，同时还积极协助中山站和考察队负责人做好队员的思想工作，鼓励队员克服困难，树立信心，在艰苦条件下锻炼自己。  

在南极，几乎与世隔绝而又非常单调的生活，没有电视，没有报纸，国内重大事件只能从国家海洋局发去的传真上略知一二。队员们与万里之遥的家庭联系，如有要事则通过短波电话，信件靠澳大利亚极地船每年去3～4次带去，两封信的间隔8～9个月时间。因此，寂寞和孤独是每位到南极越冬队员要克服的最大难关，尤其是青年人。  

李植生这位西北汉子，豪爽且外向的性格，风趣而有哲理的言谈，给考察队带来了欢乐和活力。在工作之余，组织队员们打乒乓球、踢足球、打桥牌、下棋；茶余饭后，与队员们促膝谈心，谈天说地，尽管他讲的故事都是一些陈谷乱麻的，但队员都喜欢听，只要他出现在那里，立刻围上一圈人，那里就有欢声笑语。已重病缠身的李植生没有因病而消沉，反而更加乐观，这种精神状态一直延续到归国时，他既是青年队员们工作上的老师又是生活上的长辈，以他特有的感染力，成为队员们知心朋友，队员都亲切称呼他“老爷子”。  

南极的野外，静得能听见自己心脏跳动声音，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连续工作，经常使队员们精疲力竭。每当这种情况，李植生总要唱一首以前在长江三峡采样时学会的民歌，用歌声来驱散疲劳。  

为了活跃队员们的文化生活，进行工作交流及相互勉励，李植生与队友们办了一份《中山报》。他在上面发表了20首诗作，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暴风雪海无所惧，岁寒赤心如春酣；穿洋越洲过西风，人生路上拓新程。”从中不难看出，李植生战胜困难和疾病的雄心壮志。  

可以说，李植生的一言一行，对考察队员有着直接影响，他的乐观，他的热情是青年队员情绪的“稳定剂”。因此，他被公认为第13次科考队的“灵魂”和精神支柱。  

李植生住院后，同济医院对他的病情非常重视，组成了以胡长耀教授为主的医疗小组，多次分析病情，研究并确定了化疗、放疗和免疫治疗相结合的方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治疗方法是积极的，效果比较明显。2月20日，同济医院特邀北京肿瘤医院的专家，对李植生的病情进行远程会诊。中科院水生所的领导及有关部门全力配合医院对李植生进行治疗，胡长耀教授表示：“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把李植生研究员在南极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在医院里，李植生除了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外，仍然关心着南极考察工作，他经常与南极中山站队友通电话。2月1日，在电话中当得知队友们替他完成了1998年1月采样工作，并将全部样品箱搬上了我国极地考察船“雪龙”号时，李植生激动地大声向队友们表示感谢。  

4月4日，我国赴南极科考队(第13次越冬队员、第14次度夏队员)回到上海。4月8日，李植生在南极的最佳搭档吴绍荣硕士、胡红桥博士、王清华博士代表全体队员专程来到武汉，在病房里将一份珍贵的礼物——一盒录着22位队员热情、真挚的问候、祝福、鼓励的录音带亲手交给李植生。听着这些熟悉的声音，李植生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紧握着队员们的手，脑海里又闪现出在南极与大自然搏斗、与疾病搏斗的日日夜夜。  

李植生同志的事迹通过湖北电视台、湖北电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新闻媒体传播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纷纷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中共湖北省委、中国科学院领导、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各界人士到医院看望慰问李植生；中共中科院水生所党委及时作出“在全所开展向李植生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3月6日，中共中科院武汉分院党组授予李植生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号召全分院科技人员和职工向他学习；“五一”前夕，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李植生“湖北省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面对关怀和荣誉，李植生说：“我只不过尽了一位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做了普通科技工作者应做的工作，而工作还做得不够，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他决心继续以坚强的毅力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争取早日康复，重返科研第一线，继续进行他所钟爱的事业；如有可能，再去一次南极，在那片净土上实现他的设想——将淡水生态系统、冰盖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的样品采齐，通过实验分析，从大尺度来分析水环境，从水环境角度来揭示全球变化的奥秘。  

李植生在南极  

（本文刊登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报》1998年5月17日第1版，作者：本报记者余平凡、特约记者张晓良。2000年获中科院“科星”新闻奖二等奖。李植生同志1999年9月10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