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18日，秉志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举行。参加纪念会的有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朱作言院士；秉老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代表，同事代表，家属代表，兄弟学会代表，一批在我国生物学界著名的专家、院士等共200余人出席了纪念会。 

　　时任水生所所长的桂建芳院士以秉老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代表的名义应邀出席会议。陈宜瑜院士、朱作言院士也曾任水生所所长，水生所三任所长同时出席纪念会成为一段佳话，也体现了水生所人对秉老的尊敬和怀念。 

　　秉志，字农山，原名翟秉志，满族。1886年4月9日生于河南开封，1965年2月21日卒于北京。动物学家，教育家，我国近代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毕生为开创和发展我国的生物学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02年考入河南高等学堂；1903年应乡试中举人；1908年京师大学堂预科毕业；1909年考取第一届庚款赴美留学；1913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学士学位；1915年与留美同学组织成立我国最早的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并创办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科学》；1918年获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建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系，任系主任；1922年在南京创建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所长；1934年发起成立中国动物学会，任会长，创办《中国动物学杂志》，任总编辑；1935年当选中央研究院评议员；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5－1965年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秉志先生与水生所的创建和发展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水生所的第一、第二任所长分别是王家楫先生、伍献文先生，他们都是秉志先生的学生。秉志先生1920年结束在美国的研究工作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农业专修科教授，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建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系，任系主任。使得农业专修科发展为包含农艺、园艺、畜牧、病虫害、农业化学和生物学等六系的农科。王家楫先生1917－1921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期间曾因病休学一年），伍献文先生1918－1921年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农业专修科第二班，秉志先生给第二班讲授普通动物学课，受秉志先生授课生动、富于启发性的吸引，全班19名同学包括伍献文先生在内将近半数同学都改到生物学系学习。王家楫、伍献文当年是同班同学，同为秉志先生的得意门生。 

　　水生所的前身是1930年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1929年1月，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聘李四光、秉志、钱崇树、颜复礼、李济、过探先及钱天鹤7人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筹备委员会委员，至1930年1月筹备大致就绪，于是取消筹备处，由蔡元培院长聘钱天鹤为主任，李四光、秉志、钱崇树、李济、王家楫为顾问，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  

　　王家楫先生1923－1924年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助理员。1925年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1928年获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被聘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动物学部研究教授兼任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而生物研究所的所长正是秉志先生。 

　　伍献文先生1922－1928年在厦门大学动物学系任助教。秉志先生1925年应聘厦门大学动物学系，教授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在秉志先生的鼓励下，伍献文先生向学校注册为动物学系学生，1927年获得学士学位。1929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被聘为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组技师，1933年任动物组主任。 

　　1934年7月，自然历史博物馆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王家楫先生任研究员兼所长，伍献文先生任研究员，秉志先生任顾问。1935年，秉志先生任动植物研究所通信研究员。1944年，动植物研究所分建为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王家楫先生任动物研究所所长。 

　　1950年，中国科学院将前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主体、部分植物所的研究人员及北平研究院的部分研究人员合并，于1950年组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王家楫任所长，伍献文任副所长，所址设在上海。当时鱼类组、浮游动物组、浮游植物组、鱼病组在岳阳路，形态组、化学组在陕西南路。秉志先生任研究员，主持形态组的研究工作。当时在形态组工作的还有鲍璿，任助理研究员，1949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1946－1949年秉志先生任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给鲍璿讲授过进化论，后介绍鲍璿到水生所。陈进生，长期跟随秉志先生做助手，任技佐。潘星光，厦门大学毕业。项家秋，1953年从解放军部队转业经过培训后到水生所工作，任见习员。杨大年、杨慧一（兄妹）任绘图员。秉志先生的女儿翟启慧大学毕业后也来到水生所，在鱼类组工作。 

　　1954年水生所从上海迁至武汉后，秉志先生亦来到武汉工作。当时形态组的实验室和办公室就在综合楼的二楼西头（今档案室），秉志先生家住家属区4号楼。 

　　1955年，秉志先生到设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直至去世。 

　　秉志先生发表学术论文63篇，涉及脊椎动物形态学、神经生理学、动物区系调查与分类学、古动物学、昆虫学等研究领域。1950年后，秉志先生开始对鲤鱼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鲤鱼是我国淡水鱼类之一，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同时鲤鱼作为一种模式的硬骨鱼，又是科研和教学的重要材料，在鱼类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和脊椎动物发生和进化等研究中均有重要意义。然而过去在国内外均无较全面研究的著述。秉志先生制订了长期的研究计划，要对鲤鱼的形态学、胚胎学、生理生化、实验生物学等一一进行研究。可惜在他有生之年仅完成了形态学的研究，出版了《鲤鱼解剖》专著，完成了《鲤鱼组织》专著的手稿，《鲤鱼组织》后于1983年出版。 

　　据1950年毕业于武昌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的陈佩薰先生回忆， 1952年她来到水生所，跟随秉志先生学习鱼类解剖学。在秉志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她逐渐掌握了鱼类解剖学的基本知识，以致熟练到一条鱼在水中煮散了架，她都能将骨架拼拢起来。  

　　秉志先生长期随身带着一张卡片，右侧写着“工作六律”：“身体强健、心境干净、实验谨慎、观察深入、参考广博、手术精练。”下首为“努力努力、勿懈勿懈。”左侧写着“日省六则”：“心术忠厚、度量宽宏、思想纯正、眼光远大、性情平和、品格清高。”下首为“切记切记、勿违勿违。” 秉志先生还提倡做科学研究必须具备“五心”：即决心、信心、恒心、耐心、细心；必须要有不怕困难、不怕麻烦、不怕失败的“三不怕”精神。这些也正是他一生治学和为人的真实写照。据项家秋先生回忆，秉志先生对科研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每周周六上午10点钟，形态组要开会，秉志先生小结一周工作，做得好的表扬，不足的要提出批评，同时布置下周工作；周日上午常常在实验室度过。生活上很简朴，在上海时，中午常常叫工友严金龙买碗阳春面，吃后就在办公室休息一下。 

　　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81位院士经遴选产生，秉志先生、王家楫先生、伍献文先生均名列其中。1955年，秉志先生又和他当年的学生王家楫先生、伍献文先一起当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堪称科坛佳话。 

　　王家楫先生、伍献文先生对秉志先生非常敬重，终身执弟子礼。秉志先生在水生所工作期间，王家楫先生、伍献文先生路遇秉志先生时，都毕恭毕敬，侧立一旁，请秉志先生先走；他们从北京中国科学院院部开会回所，都要到秉志先生办公室向他汇报。 

　　秉志先生旧学功底深厚，常赋诗抒怀，与友朋唱酬，惜生前未及整理出版。伍献文先生1978年去北京出席全国科学大会，遇见翟启慧女士，始知部分诗稿尚存，怀着对老师的崇敬之情，伍献文先生将诗稿取回整理。一次伍献文先生的学生、时任水生所所长的刘建康先生要到厦门开会，伍献文先生想起当年的老友、厦门大学的何厉生先生精通古典诗词，遂让刘建康先生将诗稿带到厦门，委托何厉生先生批点分类编次，之后又经水生所梁彦龄先生重新校订抄正，并得陈宜瑜先生协助。1985年3月，就在伍献文先生临去世前的十天，他在病榻上将诗稿交给一位将赴北京的同志，叮嘱他到北京一定要想法付梓。他说：“这是我生前要办的一件大事，希望你一定办好。” 《秉农山先生诗存》终于在1986年4月9日秉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由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出版了。 

　　《秉农山先生诗存》收录184首，在此敬录秉志先生作于1955年（农历乙未年）诗三首。 

　　乙未正月移寓武昌，沪上诸友饯于文化俱乐部，赋此志谢。 

　　卅载观摩意气亲，那堪一夕饯行程。 

　　此番不拟成长往，今后还应若比邻。 

　　黄鹤楼高看海日，晴川阁下话淞滨。 

　　劝君莫叹临歧路，共作他年刮目人。 

　　乙未三月游龟山访伯牙台，其地辟为公园，伯牙祠修葺一新，匾榜“古琴台”及“高山流水”等大字秀拔可观，喜成二绝。 

　　古琴台 

　　高士长怀避世心，汉滨遁迹少知音。 

　　只因偶与钟期遇，留得琴台直到今。 

　　伯牙祠 

　　绝调独弹见苦心，钟期一去断徽音。 

　　谁知摔碎瑶琴后，流水高山说到今。　 

　　　　秉志先生工作照　　 

　　　　1954年水生所形态组，右起依次为秉志、鲍璿、陈进生、项家秋、潘星光 

　　（张晓良，2006年12月，2008年10月补充。写作中得到刘建康先生、陈佩薰先生、项家秋先生、陈受忠先生、姚勇先生、闻根芳先生的指导，或回忆往事，或提供图片；参考了动物所翟启慧先生的《秉志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