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撰写《我国第一部鱼类生态学专著——〈长江鱼类〉》一文的过程中，我多次向陈佩薰研究员请教。她在回忆往事时曾感慨地说，她有幸遇到了三位好老师。说来也巧，这三位老师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之间又都有师承关系，而且都在水生所工作过。 

　　1950年，陈佩薰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批大学生从武昌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并被分配到湖南湘雅医学院，因病休息了一年，后被重新分配到湖北农学院植保系，跟随一位教昆虫学的讲师作助教。不久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伍献文先生到湖北来招人从事科学研究，相中了陈佩薰。于是1952年陈佩薰便来到位于上海的中科院水生所，跟随秉志先生学习鱼类解剖学。所以当以后陈佩薰在科学研究中不断成长，做出成绩时，伍献文先生非常高兴，还对陈佩薰说：“你当年还是我招到上海来的呢。”而陈佩薰也一直视伍献文先生为自己走上科研之路的引路人。秉志先生乃是中国近代生物学的一代宗师，1921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生物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生物系，伍献文先生就是在这里跟随秉志先生学习的。1955年，秉志先生和伍献文先生一起被选聘为首批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一段师生佳话。如果再往上溯，他们两位在1948年就被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了。在跟随秉志先生学习期间，陈佩薰非常认真，逐渐掌握了鱼类解剖学的基本知识，以致熟练到一条鱼在水中煮散了架，她都能将骨架拼拢起来。 

　　当时水生所在青岛、厦门设立了两个海洋生物研究室（前者后来发展为中科院青岛海洋研究所），在江苏太湖设立了淡水生物研究室，伍献文先生是副所长并兼任淡水生物研究室。陈佩薰后来又跟随伍献文先生和刘建康先生到太湖，学习鱼类学。刘建康先生1939年就跟随伍献文先生做研究生，后于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自然又是另一段师生佳话。到了太湖，伍献文先生首先给陈佩薰一本英文版的《鱼类学》，要求她认真研读。陈佩薰回忆说：“我跟随三位先生不仅学习到扎实的科研业务知识，他们正直的为人、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一直是我的楷模。” 

　　1954年，水生所由上海迁至湖北省武汉市。水生所的鱼类组设立了“梁子湖鱼类生态调查”课题，由担任鱼类学组组长的刘建康先生负责，于1955－1957年在长江中游的梁子湖中的梁子镇上设立了工作站，进行鱼类生态学的调查研究。水生所许多科研人员都在梁子湖工作过，刘建康先生常对大家说，科学研究不要跟在别人后面走，要创新，要认真，要有头有尾。陈佩薰在梁子湖工作期间，跟随刘建康先生做鱼类个体生态学的研究，后发表了《梁子湖鲤鱼鳞片年轮的标志及其形成的时期》、《梁子湖戴氏鲌的生物学研究》、《梁子湖鲫鱼的生物学研究》、《梁子湖鲤鱼的生物学》（与蒋一珪合作）4篇论文。《梁子湖鲤鱼鳞片年轮的标志及其形成的时期》是陈佩薰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她在文中首次提出鲤科鱼类鳞片环纹切割现象作为年轮特征，以及生殖轮与年轮相吻合的观点。她所确定的这种鉴定鱼类年龄的方法和标准以后一直为水产工作者和鱼类学工作者所沿用。1956年水生所成立了首届学术委员会，在举行学术报告会时，陈佩薰作为青年科研人员的代表报告了《梁子湖鲤鱼鳞片年轮的标志及其形成的时期》，翌日的《湖北日报》还作了报道。 

　　1958年，刘建康先生再次带队开展“长江鱼类生态调查”工作，并分别在长江上游的重庆木洞、中游的湖北宜昌、下游的上海崇明设立3个工作点，其中下游工作点由陈佩薰负责。1960年，陈佩薰和易伯鲁先生共同负责，组织参加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为三峡水利枢纽建设而组织的家鱼产卵场调查大协作。工作结束后，作出一个结论：葛洲坝水利工程可以不建过鱼设施。这个科学建议被国家采纳，节约了数千万元的投资。1961－1964年在江西湖口设站进行了连续4年的长江中游经济鱼类的生物学和渔业资源调查工作，主要分两个组，陈佩薰负责一个组，开展长江经济鱼类生长的调查研究工作。 

　　从1954－1964年，水生所众多的鱼类学工作者在长江流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最为翔实可靠的鱼类生态学资料，调查研究的结果一部分正式发表了，一部分没有发表。从1958－1959年，野外工作结束回所后，易伯鲁、陈佩薰等10余人便抓紧时间整理长江鱼类的资料，包括每一种鱼的形态特征、分布、生活习性、生殖、胚胎和胚后发育、年龄和生长、食性、经济意义等内容，初步形成了一个《长江鱼类资源》的手稿，并送给伍献文先生看，他看后提出还要继续补充材料，力求完善，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被搁置起来。1971年，陈佩薰从下放劳动的湖北省南漳县回到水生所。陈佩薰一回到水生所，伍献文先生就将她和曹文宣叫到自己家中，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要分别将鱼类生态学和鱼类分类学的研究工作抓起来。陈佩薰此时担任着鱼类学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她马上想到已搁置了12年的《长江鱼类资源》手稿。从1972年开始，花了3年时间，由陈佩薰牵头，组织一批同志重新开始了书稿的写作工作，到1976年3月，终于出版了《长江鱼类》。由于当时正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出书都不能署个人名字，但它的实际主编陈佩薰及许多参与《长江鱼类资源》手稿和《长江鱼类》编写工作的专家是不应该被埋没的。1978年，陈佩薰主持的“长江鱼类资源调查和开发利用”的研究项目获得了湖北省科学大会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8年，国家要求水生所承担“白鱀豚生物学及其物种保护”的研究任务，谁来挂帅呢？担子摆在了陈佩薰面前。这对已经51岁的陈佩薰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考验。在鱼类学领域奋斗了20多年，突然要转到几乎完全陌生的鲸类学领域，这是有相当压力的；自己也不再是当年在梁子湖的年轻人了，精神和体力则是又一个压力。但动力也是巨大的，白鱀豚是只生活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淡水鲸类，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能够承担白鱀豚的物种保护和繁衍研究工作，不仅有挑战性，而且也是非常光荣的。 

　　陈佩薰对于长江中的鱼类可谓是了如指掌，可对于白鱀豚这种水生哺乳动物，却还比较陌生，不过一张白纸正好绘出最美最好的图画。她又来到了长江，和年轻的助手们一起考察白鱀豚的分布区域、活动规律和生活习性，依然保持着20多年前在长江上奔波的劲头。 

　　1980年1月，水生所迎来了一位小“客人”—— 一头体重36.5公斤、体长1.47米的幼年雄性白鱀豚，科学家们给它取名“淇淇”。“淇淇”是被渔民误捕的，头颈部有两个直径4厘米、深8厘米的伤口。白鱀豚不能离开水生活，外伤药物遇水则溶，给治疗增加了难度。陈佩薰和同事们日夜守护着“淇淇”，探索采用“中西医结合、干湿治结合”的方法，给“淇淇”做了一件小背心，用中国传统的云南白药涂抹患处，解决了药物溶于水的难题。此外，还将内服药物与食物一起喂，4个月后，“淇淇”的伤口终于痊愈。当年7月，陈佩薰被特邀参加在英国召开的国际捕鲸委员会第31届年会，并在会上作了《中国白鱀豚的研究》报告，带去的一盘关于白鱀豚的录像资料应其他各国代表的要求连放3遍，使得我国鲸类研究工作首次与国际同行交流。 

　　水生所在离所本部6公里处建立了白鱀豚研究基地，开头几年条件非常艰苦，全是土路，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建筑工人留下的工棚便是临时的实验室和宿舍，大家以苦为乐，工作热情都很高。陈佩薰的学生王丁回忆说，我是1982年到水生所工作的，那时陈佩薰老师已经55岁了，又是位女同志，也和我们小伙子一样骑着自行车在所本部和基地之间来回跑。 

　　1986年3月，水生所首次采用科学方法在长江成功捕捉到2头活体白鱀豚；这年10月，鉴于水生所在白鱀豚研究方面的出色工作在国内外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委员会鲸类专家组发起、中科院水生所组织的世界首届“淡水豚类生物学及物种保护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IUCN）鲸类专家组的组长Perrin博士主持会议。会上来自10多个国家的数十名鲸类专家纷纷向陈佩薰表示敬意，因为他们一致认为，虽然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鲸类学研究起步较晚，但水生所对白鱀豚的研究是所有淡水豚中做得最好的。会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立即将白鱀豚列入保护级别最高一级的“濒危种”，而在此之前仅列为“情况不明种”；陈佩薰也担任了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委员会鲸类专家组的成员，在更高层面上与国际同行共同探讨保护包括白鱀豚在内的珍稀鲸类动物。 

　　在陈佩薰和她的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白鱀豚饲养生物学研究”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87年），“白鱀豚的物种现状及物种保护”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988年）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89年），“三峡工程对长江及沿岸水域生态的影响及其对策的研究”（陈佩薰承担其中“三峡工程对白鱀豚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部分）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年）；1992年，一座集驯养、繁殖、保护、研究、科普于一体的现代化的白鱀豚馆在水生所建成；而从1980年1月至今一直生活在水生所白鱀豚馆的白鱀豚“淇淇”，更成为我国积极开展野生动物保护行动的一面旗帜。20余年来，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都非常关心白鱀豚的保护工作，大力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意义。白鱀豚两次登上邮票画面，多次成为体育赛事和文化活动的吉祥物。1996年12月，我国第一个以水生动物为保护对象的基金会——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正式成立。1997年，白鱀豚又成为农业部设立的中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标志徽图案的主体。而这一切无不凝聚着陈佩薰和她的同事们的心血，2000年1月在白鱀豚人工饲养20周年之际，陈佩薰特意和“淇淇”在一起合影。确实，她科研生涯的后半截已经与白鱀豚密不可分了。 

　　既是鱼类学家、又是鲸类学家的陈佩薰在近50年的科研生涯中，发表了45篇学术论文；领衔主编了3本专著，其中1976年3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长江鱼类》是我国第一部鱼类生态学专著，同时又是陈佩薰科研生涯前半截的一个总结。而1997年3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白鱀豚生物学及饲养与保护》则是国际上第一本专门论述一种鲸类的研究专著，同时又为陈佩薰后半截的科研生涯划了个句号。 

　　在从事鲸类学研究中，陈佩薰深感自己作为一名科学家，在保护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地球的宣传普及上，有着与科学研究相同的责任。她设想编著3本面向不同读者层次的书，《白鱀豚生物学及饲养与保护》是面向从事动物学、水生生物学、野生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科研、教学人员的高级读物。1992年出版的《稀世珍宝——白鱀豚》（英、日文版）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中级科普著作。1996年，陈佩薰还与一位美术工作者合作，出版了连环画《白鱀豚淇淇的故事》，成为少年儿童的科普读物。 

　　今年已经75岁的陈佩薰现在正在做一件事，就是将她所有发表的单篇学术论文汇集起来，编辑成一本书，书中还有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她还准备写一篇自传放在书中。当然这本书是非卖品，陈佩薰计划只印10本。因为无论是从事鱼类研究还是鲸类研究，她始终没有离开长江，所以她拟的好几个书名中有一个是“风雨长江五十载”，被我借来做了本文的标题。 　 

　　（原作者为张晓良，200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