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终于辗转得到一册《战时中国之科学》中文译本的复印本。这本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先生著、徐贤恭和我共同翻译、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印行的著作，我是在50年后的今天首次读到全书的中文译本。 

　　李约瑟行万里路、著万言书 

　　1942年，李约瑟先生受英国政府委派，参加文化科学协作代表团来到中国，并于当年秋天在重庆浮图关建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亲自担任馆长。中英科学合作馆向中国科学界提供了大量的仪器和化学试剂，并将6775册科技图书通过海路运到印度再中转空运来华，并将近200种英国科学工程和医学杂志复制成微缩胶卷运到中国，成为战时中国科学界的主要信息来源。 

　　1943年至1945年，李约瑟先生还访问了近300个学术研究机构，足迹涉及8个省，总行程超过2.5万公里。《战时中国之科学》一书篇幅并不长，共约6万字，汇集了9篇文章。其中6篇是李约瑟先生访问这些地区的学术研究机构记录下的所见所闻；2篇是他1943年在重庆对中国农业协会和中国科学社年会的演讲词；还有一篇是他接受《大公报》采访的答记者问。写作目的正如李约瑟先生在书中所写的：“因为战争与世界环境之情势所使然，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已隔离得太久了，现凡有关于中国科学界同人从事于何种工作之记载，均为英美两国自然科学杂志之读者深感兴趣。现在也要让中国科学界人士，有一个机会知道我怎样叙述和赞美他们克服战争与流亡的种种困难的努力才好。”于是便有了中文译本的出版。 

　　我与《战时中国之科学》 

　　我是如何成为《战时中国之科学》一书中文译本的译者之一的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由南京迁至四川重庆的北碚。1938年我21岁从东吴大学生物系毕业（此时学校生物系部分师生已迁至四川成都），经老师刘承钊教授推荐，于1939年到动植物研究所做伍献文研究员的研究生。1944年我考取了中英文教基金（庚款）第八届留英公费生，为选择专业对口的学校和导师，曾特意到中英科学合作馆请教李约瑟先生。这之前李约瑟先生曾来动植物研究所访问，当时由我担任翻译。他先是把我推荐给英国剑桥大学的瓦丁登博士，去信联系后才得知瓦丁登博士正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短期还不能复员。李约瑟先生便又将我介绍到加拿大（属英联邦）的麦基尔（McGill）大学。成行之前，中国地理研究所的林超（亦是中英文教基金留英公费生，已学成回国）约我承担《战时中国之科学》的生物学部分的翻译工作，另一位译者是徐贤恭（后曾任中山大学校长）。我译完后将文稿交给林超，便于1946年1月来到加拿大。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美国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于1949年2月回到祖国。以后因种种原因，一直不知《战时中国之科学》的出书情况。 

　　追求科学的人 

　　在李约瑟先生的笔下，我们可以读到“他们所处的环境如何困难，实不易描写……都住在东倒西歪的不易弄得很清洁的古老式房屋中。他们的待遇只增加7倍，而云南生活程度已增加107倍……常常有人名闻欧美而尚不得一温饱。我们之中有多少人愿意过这种放逐的生活，而不愿在侵略者统治之下，过一种较为舒适的生活！”我的老师伍献文研究员1932年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是我国鱼类学和水生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而此时为了生活也不得不卖掉结婚戒指和身上正穿着的毛衣。战争不但给大家带来生活上的困难，更给科学研究造成种种障碍。伍献文回国后曾立志将祖国的鱼类资源调查清楚，动植物研究所在迁徙途中曾在广西阳朔短暂停留，这期间他还完成了《漓江的鱼类》一文，描述了发现于漓江的11个鱼类新种。可烽烟四起的战火中断了他调查鱼类资源的计划，在重庆，工作重点转移到实验室内，他指导我开展鳝鱼的呼吸器官的研究。而我在世界上首次揭示鳝鱼的性别转换规律的研究工作也是在重庆完成的。尽管困难重重，可大家并没有被困难吓倒。李约瑟先生在记述他访问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的一节中曾有如下文字：“此研究所高踞嘉陵江上（西岸），环境清幽，其中工作人员甚形紧张。参观之人，欣羡之余，深觉其具有世界上最优良的实验室之研究空气。”李约瑟先生还记述了在重庆的中央农业实验所，朱凤美博士曾制造了一种几乎全部用竹子做成的仪器，可以使受线形虫病毒的麦粒与未受病毒的麦粒分开；在兰州的农林部的刘行骥博士主持血清制造，设法从黄河运来冰块用于保存产品；由于缺乏玻璃管，中央卫生署在兰州的一所医院利用蛋壳来保存病理标本。 

　　庙宇成为科学家的实验场所 

　　许多庙宇被研究机构借用。清华大学统计与调查研究所设在一所孔庙里，李约瑟先生不无风趣地写道：“神龛中设有镀金的圣人牌位，神龛下面放有计算机与统计学家的卡片索引，料想孔子必很高兴地看见他的屋子这样用来为众多乡民服务。”教育部医药研究所在另一座庙中，“在其正厅有一座很大的观音像，望着那些已编目的植物之采集品露首肯之色。” 

　　科学工作者在开展科学研究的同时，也没忘记另一项职责，那就是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播撒科学的种子。甘肃科学教育馆应省内各学校的需要设立了科学仪器制造厂，用击落的日本飞机上的铝制造音叉和滑车，用中国的铜钱制造化学天平用的砝码；馆内的通俗科学教育组在兰州市中心张贴有插图的壁报，10天更换一期。当李约瑟先生来到福建北部的邵武时，由福州迁来的协和大学的学生正在组织一个通俗的展览会，当地百姓参观踊跃。 

　　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既得到反对侵略、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也加快了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进程。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科学工作者的贡献。如设在昆明的国立防疫处由汤飞凡博士主持，所制造的血清不仅供给中国军队，还提供给同盟国在亚洲的军队。用中国科学家新发明的方法所制造的无线电器材，也为同盟国空军所利用。李约瑟先生还特意写道：“有一件很值得记住的事情，即在1937年金陵大学有一位王先生曾选择一种品系叫‘王氏大麦’。后来罗夫博士（Dr.Love）带回到美国去种植，据有人计算其给予美国的利益比它派遣专家到中国来所花费的金钱还要超过甚多。” 

　　当《大公报》记者提问对于中国科学水平的印象如何时，李约瑟先生回答道：“由于我在实验工作上与中国科学界同仁8年合作的经验，并由于我来到中国以后所见的许多情形，我深信中国科学家无须怕不能与世界任何国家的科学家相匹敌。” 

　　李约瑟先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1995年3月病故。他撰著的《战时中国之科学》，至今仍是人们了解抗战期间中国科学发展的珍贵史料。 

　　（原作为刘建康，张晓良协助整理） 

　　原载中国科学报1997年11月17日4版 

　　1943年4月9日，因抗战而从南京迁至重庆北碚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同仁合影。1，王家楫；2，钱崇澍（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3，饶钦止；4，刘建康；5，倪达书；6，伍献文；7，黎尚豪。图源见水印（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 

　　1943年李约瑟（左三）与王家楫（右三）、伍献文（右二）等中国学者在重庆合影 

　　重庆北碚，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右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钱崇澍（右二） 

　　重庆北碚，中国科学社，下楼梯者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左下角楼梯旁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钱崇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