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所庆80周年，我回忆起跟随饶老、黎老进行湖泊调查工作。这项工作很艰辛，也很平淡，但却是水生生物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之一。 

　　我是52年由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水生所的，当时所里的工作人员大约不到30人。来所后被分到饶钦止研究员的实验室，曾随饶老杀灭过鱼塘中的微囊藻；也做过“五里湖”的藻类计数工作，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湖泊研究工作。 

　　53年为了贯彻走出实验室，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水生所组织了一支科技队伍，除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外，还有所里的中高级人员，如刘建康先生、黎尚豪先生、王祖熊先生和施瑔芳先生等都先后都参加了此调查队。同时，除了水生所外还有上海水产学院的有关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和中南地区的年轻水产干部。这支队伍在饶老的领导下开往千湖之省湖北，那里虽然湖泊星罗密布，但是科学开发利用的不多。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调查找到科学开发利用湖泊水域的途径。 

　　这次调查是建国初期，首次队伍如此庞大，地域比较广阔的工作，深受上海分院和湖北省的重视。 

　　调查队下到县城后，又分成许多小队深入到各个湖泊所在的农村进行调查。解放初期湖北农村交通不便，大多数行程都是靠徒步行走，有时为了采样需来回走上四五十里，有时晚上累得不行，边走边打瞌睡，从田埂上滑到水田中的人不在少数。因为经常下水采样，我们几乎天天都穿着套鞋，不少人也因此得了关节炎。生活上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和猪同眠一处是常事，我记得当时常吃的是发黑的腌菜，根本没有蔬菜和荤菜，有一天老乡蒸了一小碗豆腐，那真是美味佳肴，我至今还怀念着呢！ 

　　尽管生活艰苦，但大家工作都热情积极，心情愉快，很少考虑个人名利，只想到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饶老当时已是50开外的人了，经常挑灯（煤气灯）夜战，除了总结工作，制定计划外，还经常给大家开课以补充我们知识上的不足。 

　　调查工作经历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胜利完成了对600多个湖泊的调查，并对其中的400多个水域提出了科学开发利用的建议，对当地的渔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 

　　水生所的湖泊调查工作，在上海分院赢得了声誉，也受到了当地省委的重视。但是仍有少数人不看好此类工作，认为没有水平，没有多大的作用，更有甚者说“天天数片子，有什么用，轮虫又不能炒鸡蛋”等等。看来一项工作是否真有意义和水平还得历史辩证地来评定。但是无论如何水生所在建国初期开展的湖泊调查研究是开创性的重要工作，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大胆尝试，我也以有幸参加为荣。 

　　57年我又随黎尚豪研究员对云南高原湖泊进行了调查，当时参加的还有云南大学钱澄宇教授。在云南重点调查了近十个湖泊，除了常规的调查外，还做了季节变化和昼夜变化等的工作。这比第一次湖泊调查更深入了一步。 

　　在洱海地区调查时我们遇到了一件难忘的事。一天夜里，远处有枪声，我们从住的庙里往外看，只见田埂上有几百人拿着火把在奔跑，当时我很害怕，虽然我们也有一支枪，但是除了姚勇同志以外，谁也没有摸过枪，如果他们冲上山来那就太可怕了，幸好！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那一夜我们都惊魂不定很难成眠，等到天亮，我们仍然一如既背上行装仪器去洱海采样去了！ 

　　阳宗海是一个高原深水湖（据说是国内最深的湖之一），当时没有轮船，只好租老乡的船往湖里最深处划去，我们在湖里漂泊了四、五天，吃住都在船上，除了定点采样、测水深外，我们还得作昼夜变化（4—6小时测一次水样），有一次浮游动物组的张礼善同志，不慎将浮游动物网掉到湖中了，当时黎老和我都不识水性，几个会水的也不敢冒然下水，眼看着网不断往下沉，当时船老大说“不要乱动，东西丢了就算了，不要把命丢了”！因为水深浪大，船稍不平衡就会发生意外，我们只好遗憾的看着丢失的网叹了口气。为此，以后的一段调查里就少了浮游动物这一项，我们也吸取了教训，以后必需多备一套工具。 

　　这次云南湖泊调查，填补了高原湖泊水生物调查研究的空白，也为渔业生产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 

　　从这些经历中我体会到科学资料的获得和积累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需要一批愿为科学事业献身甘做平凡工作的人。 

俞敏娟（右四）等进行藻类研究工作（摄于50年代）

　俞敏娟和沈韫芬摄于上海岳阳路320号

1953年水生所成立湖泊调查队

                                                                                                                     （俞敏娟作于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