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籍山东，1924年10月生于安徽，读过3年私塾，在粮食行当过学徒。1946我被中央研究院(在南京鸡鸣寺)录用为书记，具体承担誊写公文、刻钢板印材料、收发等工作。当时王家楫先生是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并兼任中央研究院上海办事处主任，录用时王老给我一张报纸，一张纸，让我抄一段文章，他看我毛笔字写得还可以，就录取了，让我在上海办事处工作。

　　我文化水平并不高，但办事认真，踏踏实实，可能因此王老把我要到水生所。1952年底我从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即1949年前的中央研究院上海办事处)到水生所工作，接着就跟随副所长伍献文先生到无锡太湖蠡园(水生所设淡水生物研究室于此)，记得在太湖过了1953年的元旦后，我就跟随伍老到武汉，具体负责划地和基建工作，当时住在汉口胜利街的中南水产处。拿着上级有关批文，我跟随伍老来到武汉大学，受到徐懋庸(时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的接待。徐懋庸拿出一张1：2000的武大地图，在西北角划出一块，作为水生所的新址。现在水生所靠近原水院幼儿园的地方当时是华中农学院的奶牛场(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由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等7所中南地区综合性大学的农学院组建成立华中农学院)。这一块地当时三面环水，状如半岛（现在水生所西区宿舍区，原来是湖汊，1958、1959年水生所修了堤，把水抽干，建了一批鱼池，又修了一条石子路，才与现在的水果湖地区连接起来）。

1958年的综合楼

　　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我拿着有关批文到湖北省建工局，由他们安排设计和施工。中南设计院要资料，我就带人来钻探，还参与设计。在设计三层实验大楼（现为综合楼）时，还有个插曲。当时武汉大学的建筑外形多为宫殿式的屋顶，体现了中国古典建筑的风采，武大提出希望水生所新建的实验大楼能与武大的整体风格相一致。为此我们要求设计院更改图纸，设计出现在的屋顶。当时投资是75亿元人民币（系老币，1955年币制改革时1亿元老币兑换1万元新人民币），后增加到105亿元，决算时实际用了100亿元，其中改建的屋顶用了1亿元。1954年初实验大楼开工，当年10月竣工。

　　在设计实验大楼的同时，我已拿到了宿舍图纸，由省二公司开始施工。其中1－7号宿舍楼是标准房，不用设计，晒一份图纸就成。1953年下半年1－9号宿舍楼竣工（2008年拆除8、9号宿舍楼，将建设新的研究生公寓楼）。1－7号宿舍楼为什么呈弧状排列？因为当时前面有个小山包，1－7号宿舍楼是围着小山包建的，50年代末修堤、建鱼池，还要把堤扩建成路，需要大量的新土，就把小山包铲平了，再后来就建了篮球场（后拆除，建起了26、27栋宿舍楼）。

　　1954年底水生所从上海搬来时，水、电、道路、电话等都通了。记得搬来后的第一个冬天特别冷，东湖湖面结很厚的冰，可以拉着板车过去，水管都冻住了，没办法，只好拿大锤到东湖砸开冰面舀水。

水生所老大门（现篮球场旁，与武大交接的门），摄于1959年3月

　　当时从现在的武大化学系到水生所仅有一条土路，为了运输建筑材料，水生所出资将其修成了石子路。与我们相邻的是水院(1954年12月，水利学院从武汉大学析出，成立武汉水利学院。1959 年改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93 年改为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现并入武汉大学)，当时这里没有生活服务设施，两个单位都深感不便，经过协商，由水生所出资，水院出地，在今天的水院建设银行处建了几间平房，称为合作社，供应日常生活用品和副食品等。后来水院要建新楼，经双方协商，拆除了合作社的平房，水院还补偿了水生所几千元钱。

　　水生所搬到武汉后，管理部门分为4个组：我是秘书组负责人，定了个副科长，并由行政19级提升为18级；总务组负责人是张灵江，人事组负责人是王胜，器材组负责人是余建平。

　　1956年，张灵江负责筹建了10号楼(今车库和居委会使用)、11－12号宿舍楼、工作区的两层红砖墙办公楼（2005年拆除，在原址修建灯光篮球场）和食堂（两层楼，2008年拆除，将建设新的研究生公寓楼），我则开始参与筹建新的实验大楼，当时已获院里批准，设计草图已画出来，7层7000多平方米，后据说是湖北省张体学省长不批准而作罢，因为50年代毛主席来武汉，住东湖宾馆，省里出于安全考虑，不许在东湖周边建高层建筑。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降薪降职，降一级工资，降为管理员。1958、1959年我参与鱼池的建设（位于水生所西区，40多年后填平鱼池，建设宿舍楼，2007年分配给职工）和新单身宿舍的建设（建成后一直被称作“新大楼”，后拆除一大半，在原址建起了研究生公寓，现还剩另一小半）。1959年，我到鄂城县，为水生所花马湖工作站建两栋房，第二栋房子基础刚打好，正下着雪，就又调我到潜江县为水生所的工作站建房，还调了6台抽水机，建鱼类催亲池，建了一栋房，1960年完工。1962年摘了我的“右派”帽子，这一年我筹建了小球藻工厂(后拆除，建起了23－25栋宿舍楼)。1964年我筹建了同位素楼及相连的一排养鱼房。从1962－1964年，我考上了湖北省直属机关业余大学的政治专修科，边工作边学习，拿到了大专文凭。1966年成解（时任水生所党委书记）带队选点，最后确定京山县，我又到京山筹建水生所的亦渔亦研基地，当地拨了50亩地，我们买了两栋房子、建了两栋房子，还建了鱼池。1970年我下放到南漳县。（此段涉及地名均在湖北省）

　　1972年我回到水生所，开始筹建标本楼（现为图书馆楼），一年内竣工。1972年12月，毛主席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1973年水生所也响应号召开始挖防空洞，我继续负责，一直挖到1977年。防空洞全长约1300米，里面还有好几个房间，共有3个进出口，1个在标本楼东侧，1个在食堂旁边原开水房处，1个在9号宿舍楼旁。防空洞至今还存在。1977年底防空洞工程完工，1978年又提升我做副科长。

　　1978年，盖14－16栋宿舍楼是我经手的。17栋宿舍楼建设稍后，是聂德明负责盖的。当时水生所的水工、电工、木工都集中在一起，我和聂德明共同负责。

　　新实验大楼的建设也是我经手的。1980年在张丁楚(时任水生所党委副书记)主持下去广州、上海作调研，之后在张坚(时任水生所副所长)主持下建设，于1985年竣工。新实验大楼建设之初，吸取1956年的教训，我和设计院的工程师专门到东湖宾馆与他们的保卫处长联系，时过境迁，对方也不再坚持“东湖周边不许建高层建筑”的老规定了。1982年，我又参加了湖北省直属机关业余大学日语专业的学习，一个学期下来，我考了93分的较好成绩，可惜因忙于新实验大楼的建设而没有坚持下去。为什么快60岁的人了，还要学日语？抗战期间我在南京，那几年饱偿了当亡国奴的滋味。我想学会了日语，今后若碰到否认日本侵华历史的日本人，我就要用日语斥责他。

　　新实验大楼1985年建成（地下1层，地上7层，2003年又加盖一层，用作学术报告厅），1986年我办理了退休手续，这时我已62岁了。

　　1986年水利部委托水生所帮助组建水库渔业研究所，我参与了征地和基建工作，一干又是两年多。之后我应张丁楚(时任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副所长)之邀，为中国普通病毒保藏中心的基建工作干了约一年。

　　1990年，胡传林(时任水生所副所长)要我回所参与白鱀豚新馆的建设工作。我对白鱀豚是很有感情的，1980年白鱀豚“淇淇”来到水生所，开始时养在鱼池里，我根据刘仁俊画的草图，带着一帮民工建筑队，在靠近关桥湖边建起了白鱀豚饲养池。忙到1992年11月白鱀豚新馆竣工，我彻底退了下来。此时我已68岁，从事基建工作40年。

　　（赵祯祥口述，张晓良记录整理，2003年7月，2008年9月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