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石击破水中天，白鱀豚效应带动了科研工作的活跃局面。白鱀豚是淡水鲸类，属于哺乳动物，由于它具有敏感的声纳系统，很难抓到活体。此次水生所获得活体白鱀豚后，开始了世界上第一次对白鱀豚活体的研究。一个连江湖老渔民都不会识别的水生动物，因奇而珍，引得各界关注，人们纷纷来水生所参观询问，一时间水生所名声大震，激发了人民群众对水生生物科学研究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引起了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1980年夏季，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等同志到水生所视察，他们同科学家见面座谈，冒雨到池边观察白鱀豚游泳活动。湖北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帮助，省委书记陈丕显同志在办公会上把我叫去，当面交待经费困难由省财政解决。省长黄知真也亲临水生所检查帮助。此后，书记、省长常以湖北的稀世珍宝向客人介绍。有一次陈丕显同志陪同彭真同志来到豚池，彭真同志说，这大概就是古代神话传说通人性的“美人鱼”吧。中央的有关老领导宋平、王任重、粟裕、韩先楚、陈再道等也相继到水生所考察。白鱀豚馆建馆期间，武汉市委书记亲批征用土地；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国银行行长的陈慕华同志，率领各专业行的行长临池参观，回京后联络一些外国驻京金融机构，募集到50多万美元，捐赠给水生所，用于购置白鱀豚研究的重要仪器设备。外国来所合作研究的专家，无不称赞中国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对科研工作的大力支持。通过开展白鱀豚保护研究，使我深深体会到领导人重视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是科研工作的力量源泉。 

　　1992年白鱀豚馆开馆仪式（右三桑毅修，左一陈宜瑜） 

　　邓小平理论和小平同志的直接关怀，是科研工作恢复和发展的强大动力。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提高了人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认识。1980年代，著名鱼类学家伍献文和著名藻类学家饶钦止相继分别担任了湖北省人大副主任和政协副主席。  

　　三、万象更新谋发展 

　　水生所的科学研究起源于分类学，所谓“三星高照”是指几位老科学家从事原生动物学、鱼类学、藻类学研究，到五、六十年代因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课题，这就是鱼类遗传育种学、鱼病学和环境生物学，到八十年代初，万象更新形成六大学科齐发展的局面，恢复和重建了六个研究室，每个研究室又设三至五个学科组，每个学科组又担当三至四个研究课题，从微观到宏观全所有几十个研究课题。在这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视察，几任国家科委主任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多次来所检查帮助，促使科研人员奋发向前。方毅同志在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家科委主任、负责科技领导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始终把水生所当作他的联系重点，多次来所视察指导。方毅同志后的几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周光召、路甬祥，来武汉必到水生所，有时干脆就在水生所住下来。有一次光召院长来武汉，湖北省委安排他住东湖宾馆，光召说就住水生所，省委副书记赵富林来看望他，侧面问我为何周院长既不住东湖宾馆，也不住武汉分院，单单要住水生所？你这里的条件怎么样？我说水生所只有几间面积很小的招待室。他说那怎么行？我说院长要贴近科研人员，我能不欢迎嘛？谁都知道司令员进战壕对战士的激励作用。 

　　1990年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右二）视察水生所，右一为桑毅修，前排中间为陈宜瑜 

　　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中）视察水生所，左一刘建康，右一桑毅修 

　　1990年时任中科院副院长李振声视察水生所，左一为桑毅修 

　　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使科研人员思想解放，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于是科学研究要上新水平，原先的形态分类上升到细胞分子水平，个体生态上升到生态系统，遗传育种由细胞水平发展向基因工程，环境污染治理由单项任务向环境生物学和污染生物学全方位展开，科研工作出现了万象更新谋发展的局面，近百个研究课题，每年大约有七、八个成果鉴定验收。记得八十年度一次科学院工作会议上，我代表水生所一次领回十二项成果奖状。 

　　四、自觉自愿当好“后勤部长” 

　　我在水生所工作多年，学习邓小平同志“当好后勤部长”的精神，自觉地承担了一个大任务，这就是为科研创造条件。有件事让我深受启发，水生所鱼病室开创鱼病学研究，开展对鱼类寄生虫、细菌、病毒病工作，破解了渔业生产的很多难题，象草鱼出血病，常使草鱼苗种阶段遭灭顶之灾，倪达书研究员带领课题组开展工作，从发病机理到防治疫苗全部完成，但对病毒的定名上却出现差疑，最初他定为疱疹病毒，后来水生所购置了高倍电子显微镜，他叫人采样切片上镜观察，电镜下真相分明——是轮状病毒。事后研究人员说，我们那些常规显微镜和离心机，解析寄生虫和细菌还可以，对付病毒和类病毒，非高倍电镜和高速离心机莫属了。这事对我启发很大，使我认识到若要更大更快的出成果，必须是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加上相应的技术设备，从此便把为科研创造良好条件作为己任。 

　　1989年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验（FEBL）验收会议现场（左一陈宜瑜，右二桑毅修）  

　　我在职的十八年中，领导体制有三次移位，最初是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后来是党委集体领导所长分工负责制，最后落脚到所长负责制。作为党委书记，无论移位不移位，我都把创造良好科研环境作为己任。别人说不能“等靠要”，我只保留了一个“要”字，向中科院胡克实、郁文要钱建科研大楼，向武汉市要地建白鱀豚馆，向中科院孙鸿烈一次要回四部大功率野外考察车，向国家计委要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向中科院和国家计委要购买大型仪器设备的指标和经费，以及向中科院和有关部委司局要课题经费和基建项目。我到中科院开会，总是主动登门，院部的局长们见我去拜访就说，你这个书记当得辛苦呀！这回要多少？所里陆续建起了以管理使用大型仪器设备为主的技术室，有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可以更好地完成科学院多出成果督促人才的任务，可以大大提高效率，比如到新疆野外科考，以往十天半月难到位，有了大功率考察车，可以在大戈壁滩上日行千公里，四天就能到达边陲伊犁。 

　　1990年孙鸿烈副院长（左二）调研水生所，左一桑毅修，右一陈宜瑜 

　　五、责任共同体的积极运作 

　　为了使研究所兴旺发达，我体会党委书记要以主人翁态度统揽全局，这并不影响所长们的指挥权，相反会受到他们的欢迎。一般说，所长是学科权威代表，党委书记是政治权威代表，办好一个研究所要两方“权威”共同努力，要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依靠、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责任共同体。 

　　1990年水生所建所60年庆典，时任所党委书记桑毅修讲话 

　　一个由多学科组成的研究所，各学科带头人都是专业造诣较深的研究员，如果任职所长，一般不愿意也不可能让他抛开专业去全身心精通管理。党委书记无论兼不兼副所长，都应当帮助所长疏通环节、协调部门、加强管理。同时还应从政治领导的角度，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任职十八年，与四任所长合作，若包括离休时扶上马送一程的一届，共计有五任所长，我同他们都合作得很好。头一任是位年高德劭的科学家，他说他是研究员兼所长，我成了他的“大管家”，后四任中有两位是我介绍和党委批准入党的科学家，思想容易沟通，他们把我当“老板”，管理上我是他们的“二掌柜”，还有两任所长是不惑之年事业有成，本不愿担当此任，经再三说服动员才肯“上马”，要求党委格外支持帮助，我成了他们的靠山。 

　　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党委会和所务办公会相辅相成。党委会要议大事管本行，所长是党员者参加党委会，非党员所长也由党委书记沟通信息；所长主持所务办公会议，党委书记参与办公，共同决策处理全所各项事务，凡需要责任人、法人代表署理的一律按规章办事。由于责任共同体的积极运作，水生所出现了硕果累累、人才辈出的局面，完成了科学院和湖北省数以百计的科研任务，八、九十年代有六位科学家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并为中科院输送了一位副院长，为兄弟研究所和地方水产局输送了十多位所局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受钱正英部长委托，支援一批骨干，为水利部筹建了水库渔业研究所。 

　　六、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三十年来我先后与三代科研人员共事，其中与前两代共事较长。一是建国前在战乱中过来的一代；二是建国后成长的一代；三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代。到如今这前两代人中有些已经过世，在世的百余人已全部离休和退休。回顾过去，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他们的学者风范、思想品德和科学求实精神，在我脑海里幕幕再现，比较起来，总觉得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伍献文这位二十世纪的同龄人，是建所元老，治学严谨，作风温良恭俭让，1949年拒绝迁台，坚持留下来为人民的科学事业服务，“文革”中受冤蹲“牛棚”，平反后却说，赶快给我纸和笔，我要把《中国鲤科鱼类志》写完。1985年病重时含泪对我说，我要“走”了，水生所托付给你，你要善待它！饶钦止，与伍献文同龄，三十年代留学美国，学成后谢绝高薪聘留，毅然回国开创中国藻类学研究，耄耋之年还在病榻上校订藻类志。 

　　鱼病学家倪达书、藻类学家黎尚豪、生态学家刘建康，都是共产党员。倪达书说我深知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几十年来我不参加任何党派，只等共产党接纳我。黎尚豪参加党委会尽职尽责，勤恳待人、教人，他指导的研究生，有的已当选科学院院士。刘建康，是世界上首次发现鳝鱼雌雄同体的学者，他多年担任研究室主任和所长，至今已年过九旬仍坚持按时上班。这代人星光灿烂！他们爱国、爱党、献身科学事业的风范，永远是后来人的学习榜样。 

　　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科研人员，开创了兴家立业的新时代，他们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艰苦创业：为开展全国湖泊资源调查，栉风沐雨，跑遍了众多湖泊；为掌握祖国大地的水生生物资源，像探险家一样奔波于江湖，有人还感染了血吸虫病；几位同志多次跋涉在青藏高原，以鱼类的分布和特化证明了青藏高原的三次隆升；为治理污染，常常在江湖岸边安营扎寨；为利用和保护长江这个巨大的鱼类和淡水鲸类基因库，他们任凭风吹浪打，不畏惊涛拍岸；为养殖业鸣锣开道，他们开创人工繁育和驯化的先河，育新种、治鱼病、调查评估生态环境……有道是同为江湖客，别人是日暮乡关进宾馆，他们却是夜半钟声到客船。总之，他们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变成实际行动。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他们这代人身上发扬光大。然而，他们并不因创造辉煌而自骄。二十一世纪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各研究所科研和生活条件发生飞跃变化，水生所也建成一批较大面积的新住房，副高职称以上的同志都可搬入新居。然而第二代人中的部分同志却默默搬进了新一代迁走后的旧居。想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名言，越发觉得他们可亲可爱。 

（桑毅修，2008年6月，为中国科学院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征文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