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鱼病学创始人倪达书先生1953年在浙江省吴兴县菱湖镇建立鱼病工作站，至今已有40年了。11月16日，中国水产学会鱼病研究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纪念倪达书教授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会前，我特意采访了当年和倪先生一起在菱湖工作的陈启鎏研究员。陈先生今年也已81岁高龄了，但对40年前的往事，却能清晰的娓娓道来。 

　　陈先生回忆说：1953年春，倪先生带领我，还有尹文英、王德铭、伍惠生来到菱湖镇风水墩，墩上有座破庙，大家动手打扫一下，就住了进去，挂起了鱼病工作站的牌子，倪先生是站长。第二年才在镇上另盖了几间平房作为新站址。匡溥人、顾轶凡、申权、葛蕊芳、何碧梧、沈根泉、潘廷洪等同志都在菱湖工作过。这里是江南水网地带，河湖交错，鱼塘遍布，养鱼历史悠久，但对鱼病防治却不够重视，也无有效办法。当地渔农们有句顺口溜说：“养鱼不瘟，富得发昏；养鱼生病，听天由命”。对我们也不太信任，如我们试验用生石灰清塘，就遭到了渔农的讥笑和谩骂，但结果证明效果很好，渔农们也就逐渐信服了。倪先生创立了鱼病门诊、出诊制度，大家卷起裤腿，背上药箱，到各处鱼塘去调查鱼病情况，免费送药上门。当地渔农在赶集时也纷纷议论，说鱼病工作站的人不简单，有名堂。我们开设的鱼病门诊部，常常是早上一开门，外面已排起长队。 

　　1955年，北京来了20多人的电影队，大概是中央新闻纪录片厂的，来菱湖拍了部纪录片，片名就叫《养鱼》，我们都上了镜头，其中沈根泉的镜头最多，唱了回主角。为了方便工作，站里还添购了一台船尾机，大家差不多都学会了操纵，“我也会开”，陈先生不无自豪地说。 

　　陈先生继续回忆：建站之初，浙江省水产厅特意选派4位青年水产干部跟我们学习并一起工作。1956年，所里要我们鱼病工作站撤回来，当地政府和渔农们都舍不得让我们走，继而要求我们留几个人下来。考虑到所里许多工作有待开展，同时为当地培养的骨干也已成长起来，我们便都撤回来了。那部船尾机也带回来了。我们撤离后，浙江省随即成立了淡水水产研究所，接替了鱼病工作站的研究工作。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的姚荣华高级工程师是当年在菱湖鱼病工作站学习的4位青年水产干部之一，今年也已62岁了。趁他来参加鱼病学会之际，我请他谈谈当年和倪先生在一起的情景。他很动感情地说，菱湖当地的一些老人都还记得倪先生，尊称他为“倪太师”（当地方言读音与“倪达书”恰巧谐音）。倪先生平易近人，对我们几个年轻人热心指教，当时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艰苦，没有电灯，照明用的是汽灯，有时倪先生发表文章得了稿费，就拿出来请大家吃点好菜，改善一下生活，现在菱湖地区渔业生产较之当初有很大发展，倪先生当年制定的“三消”（池塘、鱼体和饵料消毒）、“四定”（定时、定位、定质、定量）等饲养管理技术措施仍在发挥着很好的作用；倪先生创立的鱼病门诊、出诊制度，仍在我们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继续执行着，稍有不同的是当年倪先生他们门诊、出诊都是免费的，今天我们酌收一点挂号费和出诊费。 

　　会上，我还结识了天津农学院副院长刘茂春教授，他1977年曾来水生所鱼病学研究室进修。他自豪地说：“我是倪先生的学生”。他还说：我1964年大学毕业后分到江西工作，发现一些鱼病，第二年我寄了一些标本给倪先生。倪先生很快回了信，指导我开展研究工作，我确实很感动。来水生所进修时，倪先生经常过问我的进修情况。倪先生创立了中国鱼病学，他教导我研究鱼病着眼点要放在解决渔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不能孤立地研究鱼病，要从宏观上考虑鱼和生态的关系，我在研究工作中感到倪先生的这些学术思想的确是真知灼见，令我受益无穷。 

　　倪先生是1907年出生的，在同事和学生们恭贺他八十华诞时，陈启鎏先生曾赋诗一首，其中两句是：“开创中华鱼病学，菱湖功业树千秋”。特借后一句来作本文的题目。   

　　倪达书（左）与陈启鎏 

　　《文明新风》1993年第9期《菱湖功业树千秋》一文剪报（结尾部分） 

　　本文原载水生生物研究所党委办公室编印的内部油印小报《文明新风》1993年第9期（总第1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