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那个年代，能到苏联留学, 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1955年，我们十几位同学被分到莫斯科大学古生物学专业学习, 至于古生物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当时却连一点儿概念都没有。幸亏不久后中国古生物代表团访苏，我们才有机会向当时古生物学界的几位老前辈（北京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杨钟健先生和周明镇先生，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斯行健先生和赵金科先生）请教，也才知道了派出十几名学生到苏联学习古生物学是几位前辈在讨论我国科学发展规划时议定的。实际上，当时他们并不老，最年长的不过50出头，而时年37岁的周明镇先生，我们的苏联老师则直呼其“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年轻人）。他们十分耐心细致地告诉我们，古生物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古生物学的用处是什么，怎样研究古生物学。他们告诉我们，从事古生物学研究工作，一定要学好外语，一门外语是不够的，最好能多懂几门外语。他们还向我们建议，大家学什么专业，可以分一分工，有些人学脊椎动物，有些人学无脊椎动物，有些人学植物，有些人学孢子花粉，动物中还可以分为不同的门类。
没过多久，伍献文先生访问苏联，我到他下榻的旅馆拜访他，也想就我学什么专业征求他的意见。他不假思索地立刻便说：“学鱼！”伍献文先生（1948）曾研究过河南安阳商代墓葬中的鱼类，而且十分了解那时苏联研究古代和现代鱼类的情况。他告诉我，俄国著名的旅行家和学者奥布儒切夫（Обручев）的儿子小奥布儒切夫在研究古代鱼类方面卓有成效，而伍先生的好朋友尼科尔斯基（Никольский，莫斯科大学生物系鱼类学教研室主任）在现代鱼类研究方面也是著述等身的。伍先生还告诉我，研究古代鱼类，必须先熟悉现代鱼类。于是我便决定学习古鱼类学，而且在伍先生和我在古生物教研室的老师奥布儒切娃（她正巧是小奥布儒切夫的夫人）的帮助下，我便开始到莫大生物系去听讲和参加实验课。后来到莫斯科河岸边的全新世沉积中采集石化程度尚低的鱼化石，并到莫斯科郊外兹维尼哥罗德（Звенигород）莫大的生物系实验站去实习，夜里用小船撒下横跨莫斯科河的鱼网，清晨把撞在网上的各种鱼类采集下来用来和化石进行对比。
从苏联回来，我被分配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接手的第一件工作是浙江中生代鱼化石。这些化石初看起来很像现代的鱼类，但仔细一看，又无法将他们归入任何现代类群。实在是束手无策，各方求教无果后，想起研究浙江中生代中鲚鱼（Mesoclupea）的秉志先生。不知是那时我自己年轻胆大，还是那时候的“老先生”们都平易近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老先生”们都全力在做一线的研究工作，不需像现在这样参加频繁的评审、咨询和其他方面的各种活动。一个周日我便径直去了秉老家，出来开门的正是秉老自己。我向他说明来意，并把我带去的化石放在门厅的桌上。秉老告诉我，他正在写《鲤鱼的解剖》，接着要研究鲤鱼的组织学。他说他家正有一位武汉来的客人，也许能帮上我的忙。于是他领我进了客厅，我抬头一看，他家的客人正是伍献文先生。我当然特别高兴，要知道那时候想到武汉去一趟，也不是说去就能去的。他们逐一看了我带去的标本，建议我去找动物所研究鲱形目鱼类的王文滨先生。以后我曾多次到动物所向王文滨先生求教。伍献文先生那次还特意给我讲了一个有关Agassiz的故事。伍先生在法国取得博士学位。Agassiz是法国著名的鱼类学家，是古鱼类学的鼻祖，他的两本有关世界鱼类化石的巨著（Recherches sur les Poissons Fossiles. 5 vols, cvii + 1798 pp. 1843－1844）现在仍为各国鱼类学家广泛引用。伍先生说，研究古代鱼类是一件十分有趣但要求十分投入的工作。一次Agassiz研究一块鱼化石，很长时间都无法将它拼起来，他日思夜想，突然一夜在梦中将那块鱼化石拼出，立即起床，跑到实验室，果然很快便把那块鱼化石拼出来了。这话听起来几乎像给小孩子讲的神话，但给我印象却很深。后来也听研究化石的前辈讲到类似的情形，比如我们所的周明镇先生常说：“化石是要用烟熏出来的。”周先生是一位chain smoker，经常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支烟，对着化石苦思冥想。我在自己的工作中也渐渐有了些微的体会，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真是一件苦差事，但也不断会因为一些细小的发现和想法令人兴奋不已。
“文革”前，我的同事周家健和我已基本完成浙江中生代晚期鱼类化石的工作。由于伍献文先生给了我们许多帮助，我们便将其中的一个新的鱼类命名为伍氏副狼鳍鱼（Paralycoptera wui）。“文革”期间我们不能继续工作，也听不到伍老的音讯。69年到71年我去湖北潜江干校劳动期间，每年春节回家路过武汉，都到伍老家去看望，同时听到许多人对伍老“文革”期间敢于说真话的赞扬。直到75年前后，我们才能把浙江晚中生代鱼类的文稿交给出版社，这时有人质问我们，你们怎么还用学术权威的名字来命名化石？没想到77年浙江鱼类出版时，居然在命名方面没有再遇到问题。
不幸“文革”使我们的科研至少停顿了10年。这期间国外同行的工作迅速发展，当时有两本重要的、对鱼类学研究很有影响的工作，其一是英国鱼类学家Greenwood等人（1966）有关真骨鱼类系统分类的著作，另一是德国昆虫学家Hennig（1965，英译本）有关系统发育系统学（或称分支系统学）的著作。由于自66年起我们这些人中大部分都在被人革命之列，无权进行研究工作，更别提接触国外文献了。“文革”后期，形势略微松动，老先生们（这时他们已经真的是名符其实的老先生了）虽然年事已高，但对科学上的新发展仍十分敏感，对于中国科学的发展也非常关切。记得当时地学方面尹赞勋先生很快将大陆漂移－海底扩张的理论介绍到中国来；伍老、陈世骧、郑葆珊先生非常重视真骨鱼类的新的分类系统以及分类学中的新方法。在他们的带动下，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年轻人也开始学习这些新的学术观点。起初，分支系统学的原理在早期论文中的表述方面相当复杂，许多名词十分艰涩，伍老虽然年事已高，仍坚持自己并要求我们把原理弄清楚。伍老十分谦逊地和年轻人讨论，84年我的年轻同事于小波从美国回来，伍老特意请他到水生所去作有关分支系统学的讲座。
伍老使我们懂得，研究古鱼类首先要了解现代鱼类。我的研究古鱼类的年轻同事到所后，许多都到武汉水生所去学习，于小波有幸得到伍老亲自教导和伍老的许多学生的帮助。小波现在美国的一所大学任系主任。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如今。几位现已在国外的同事沈梅、陆一和我们研究所的现任所长周忠和都先后到水生所去进修，我们都从伍老的教导中得益。我自己、我的同事和现正就读的学生，仍在继续不断地得到伍老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的学生的多方帮助。我们也尝试将现代鱼类和化石鱼类结合起来研究，以推断地球的演化和地球上鱼类演化的关系。虽然现在我们的工作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成效的。
为纪念伍老在鱼类学研究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对古鱼类学研究者的教导，我们去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的一篇论文中，将裂腹鱼亚科的一个新的鱼类命名为伍氏献文鱼（Hsianwenia wui）。亨利 · 亚当说过：“一个老师的影响是永恒的，他是没法子知道自己的影响止于何处。”（“A teacher affects eternity; he can never tell where his influence stops.”—Henry Adams） 伍老当年在莫斯科的一句话，就定下了我的终身，谁又能说媒妁之言的婚姻就一定会不幸福呢？
作者：古脊椎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张弥曼
